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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自己的。
小曼每天要接受多少崇拜！把我们给她的欺凌和侮辱千百倍地抵消，负负得正，而正正呢？也会相互抵消吗？太多的赞美，太多的光荣，全摞在一块儿，你们不能匀点给我吗？旱就旱死，涝就涝死……小曼签名签得手都要残了，汗顺着前胸后背太阳穴淋漓，是不是又在发馊？肯定是馊了。报纸上的大照片上的，哪能是她小曼？只能是另一个人，看去那么凉爽清冽。而小曼动不动就被汗泡了，被汗沤馊了，馊得发臭。她开始摆脱人们，向人群外面突围，签字的奖品钢笔也不要了。几条胳膊拉住她，还有我，还有我，您还没给我签呢！所有的年轻小脸都凑到她身上了，别忘了，你们过去可是不要触摸我的！
这天晚上，她回到军区第一招待所，门岗叫住她，递给她一封电报。被她永别了的母亲，居然要来看她。夜里，小曼躺在这家高干招待所的席梦思床上，想着一个问题，是她变成了另一个人，还是世界变成了另一个世界，人群变成了另一个人群？或是母亲变成了另一个母亲，由疏变亲由老变小，变回那个接受了父亲千般爱抚而孕育了她的亲妈？还是把她变回了一个生命新芽，在亲妈子宫里回炉，然后以新名分问世？她分明有了新名分，只是个不适合她、让她不好意思、不敢当的新名分，因为她没有亲妈为她回炉。早晨，她在《再见吧妈妈》的歌声里惊醒，感到过分饱胀，满肚子都是《再见吧妈妈》的歌词，无法消化，也无法呕吐。她还觉得胸闷窒息，气管里肺里都是那歌声，她不能变成山茶花去陪伴妈妈，她不能变成任何人，她还要做她自己，哪怕受人歧视，招人嫌恶，还是要做她自己，除了母亲的子宫给她回炉。
我后来遇到刘峰，听说小曼突发精神分裂，就去了她住院的军区总医院精神科打听。那时她已经被转入更加专业的精神疾病医院——重庆歌乐山医院。我听说的是这样的情景：那天早上，“战地天使”何小曼打开窗户对楼下跑操的人们叫喊：“停！让他停！别唱了！”
所有跑操的人、扫院子的人都停下来，看着她。她的头发蓬得像一个超大的黑色蒲公英。
“停！别唱了！”她对着天地中的歌声嘶喊。
服务员打开她的房门，讲稿被撕碎了，成了雪片，把她脚下的地板下白了。她对服务员说：“我不是战斗英雄，我离英雄差得太远了。”
她一直咕哝这几句话，上午的报告会只能取消。下午招待所来了个中年女子，说是从上海来，来看她的女儿何小曼。女人左手拎一个旅行箱，右手拎一个网兜，网兜的内容人们是看得见的：一个金属的大饼干筒，一个大糖盒，都金光灿烂，在成都人看来，光是空盒子空筒就价值连城。网袋里还装着一大串香蕉，成都人早忘了香蕉长什么样了。女人个子不高，不过被手里辎重坠得更矮。服务员跟女人说，她女儿今天到现在还把自己锁在屋里，插着门，谁也进不去。
女人跟着服务员来到那个房间的门口，服务员试着轻轻敲门，没人应声。此房间朝南，大好的光线把一双鞋的两个半高跟影子投射在门缝下，屋里的人显然背贴着门站着，而怎么敲门、叫门，那双脚就是一动不动。
中年女人推开服务员，对着门缝轻声呼唤：“小曼，开门啊，妈妈来看你了。”
门里有了点声音，皮鞋底和地板在摩擦。门内的人在转身，从背靠着门转成面对着门。
“曼曼！开门呀！”
换了的称呼使门里的人拔掉了门栓。
“曼曼！”
门开了，何小曼容光焕发，新军装新帽子，胸前别满军功章纪念章，肩膀上斜挎着一根红色绸带，绸带中央是个大绣球，简直就是个年轻的女元帅。她眼里也是英雄照片里那种直面未来永垂不朽的目光。中年女人往后退缩一步，用服务员的半个身体做她的掩体，先看看这个年轻女元帅怎么了？明明活着，怎么就进入了这种永垂不朽的状态？
此刻她听见小曼诚恳地低语：“我离英雄差太远。我不是你们找的人……”
她就这样从母亲和服务员面前走出门，沿着走廊往前走，只有这一句话：“我离英雄差得太远……”
她就那样下了楼，在《再见吧妈妈》的歌声里走进了大太阳底下。中年女人恍过神来，这真是她的女儿何小曼。她跟着奔跑下楼，网兜里的饼干筒糖盒子也一路敲锣打鼓。
何小曼在招待所院子里被警卫战士拉住，因为一辆首长的轿车从楼后过来，差点把她撞倒。首长的轿车不撞她就要撞围墙。何小曼的母亲这时发出一声哀号，两手捂住眼睛。她以为女儿没有牺牲在前线，而牺牲在首长车轮下了。首长却落下车窗玻璃，大声呵斥：“疯了啊？往哪儿撞？！”
当看见小曼浑身徽章、光荣花、彩带，是个女英雄，首长不吭气了。首长从轿车里下来，看出什么端倪来，问小曼：“小妮子，你怎么了？”
小曼脸上是一个天使的微笑。
何小曼在精神科住院的一年，就一直带着这样的天使微笑，无忧无虑的，亲和善意的，似乎对自己被拘禁在极有限的活动空间，每天一把一把地吞食药片毫无意见。也似乎精神科就是她的天堂。住进医院的第五天，年轻的政治部主任来了，对于他，何小曼神态中没有任何记忆的痕迹。就像对她的母亲，她既不表示亲熟，也不显得陌生。年轻的政治部主任是带着噩耗来的，但他见到何小曼之后，把裤袋里的电报又摁了回去。电报告诉小曼，她新婚不久的丈夫阵亡了。
小曼知道丈夫牺牲是一年以后。那时她的病情稍微好转。消息是由她的主治大夫转告的，因为烈士遗物、存款以及抚恤金之类，一堆表格，需要烈士遗孀签字。没有小曼的签字，烈士在老家的父母无法享受儿子以生命给他们换取的微薄好处。主治大夫是小曼最信赖的人，当他把发生在一年前的噩耗告诉小曼时，小曼接受得很平静。大夫怀疑她是否听懂了，但第二天他确信她懂了，因为在她的病床边，放着一张二寸照片，还在漱口缸子里插了一把草地上采来的金黄色野花：那种除草剂都除不净的蒲公英花。二寸的结婚照上，小曼和丈夫似乎还生疏，笑容都有些不好意思。那个曾经受过小曼护理的排长，黑瘦的脸，眼睛很亮，但眼神呆板。小曼曾经过失望的沧海，遇见第一个岛屿，就登陆了。
，是自己的。
小曼每天要接受多少崇拜！把我们给她的欺凌和侮辱千百倍地抵消，负负得正，而正正呢？也会相互抵消吗？太多的赞美，太多的光荣，全摞在一块儿，你们不能匀点给我吗？旱就旱死，涝就涝死……小曼签名签得手都要残了，汗顺着前胸后背太阳穴淋漓，是不是又在发馊？肯定是馊了。报纸上的大照片上的，哪能是她小曼？只能是另一个人，看去那么凉爽清冽。而小曼动不动就被汗泡了，被汗沤馊了，馊得发臭。她开始摆脱人们，向人群外面突围，签字的奖品钢笔也不要了。几条胳膊拉住她，还有我，还有我，您还没给我签呢！所有的年轻小脸都凑到她身上了，别忘了，你们过去可是不要触摸我的！
这天晚上，她回到军区第一招待所，门岗叫住她，递给她一封电报。被她永别了的母亲，居然要来看她。夜里，小曼躺在这家高干招待所的席梦思床上，想着一个问题，是她变成了另一个人，还是世界变成了另一个世界，人群变成了另一个人群？或是母亲变成了另一个母亲，由疏变亲由老变小，变回那个接受了父亲千般爱抚而孕育了她的亲妈？还是把她变回了一个生命新芽，在亲妈子宫里回炉，然后以新名分问世？她分明有了新名分，只是个不适合她、让她不好意思、不敢当的新名分，因为她没有亲妈为她回炉。早晨，她在《再见吧妈妈》的歌声里惊醒，感到过分饱胀，满肚子都是《再见吧妈妈》的歌词，无法消化，也无法呕吐。她还觉得胸闷窒息，气管里肺里都是那歌声，她不能变成山茶花去陪伴妈妈，她不能变成任何人，她还要做她自己，哪怕受人歧视，招人嫌恶，还是要做她自己，除了母亲的子宫给她回炉。
我后来遇到刘峰，听说小曼突发精神分裂，就去了她住院的军区总医院精神科打听。那时她已经被转入更加专业的精神疾病医院——重庆歌乐山医院。我听说的是这样的情景：那天早上，“战地天使”何小曼打开窗户对楼下跑操的人们叫喊：“停！让他停！别唱了！”
所有跑操的人、扫院子的人都停下来，看着她。她的头发蓬得像一个超大的黑色蒲公英。
“停！别唱了！”她对着天地中的歌声嘶喊。
服务员打开她的房门，讲稿被撕碎了，成了雪片，把她脚下的地板下白了。她对服务员说：“我不是战斗英雄，我离英雄差得太远了。”
她一直咕哝这几句话，上午的报告会只能取消。下午招待所来了个中年女子，说是从上海来，来看她的女儿何小曼。女人左手拎一个旅行箱，右手拎一个网兜，网兜的内容人们是看得见的：一个金属的大饼干筒，一个大糖盒，都金光灿烂，在成都人看来，光是空盒子空筒就价值连城。网袋里还装着一大串香蕉，成都人早忘了香蕉长什么样了。女人个子不高，不过被手里辎重坠得更矮。服务员跟女人说，她女儿今天到现在还把自己锁在屋里，插着门，谁也进不去。
女人跟着服务员来到那个房间的门口，服务员试着轻轻敲门，没人应声。此房间朝南，大好的光线把一双鞋的两个半高跟影子投射在门缝下，屋里的人显然背贴着门站着，而怎么敲门、叫门，那双脚就是一动不动。
中年女人推开服务员，对着门缝轻声呼唤：“小曼，开门啊，妈妈来看你了。”
门里有了点声音，皮鞋底和地板在摩擦。门内的人在转身，从背靠着门转成面对着门。
“曼曼！开门呀！”
换了的称呼使门里的人拔掉了门栓。
“曼曼！”
门开了，何小曼容光焕发，新军装新帽子，胸前别满军功章纪念章，肩膀上斜挎着一根红色绸带，绸带中央是个大绣球，简直就是个年轻的女元帅。她眼里也是英雄照片里那种直面未来永垂不朽的目光。中年女人往后退缩一步，用服务员的半个身体做她的掩体，先看看这个年轻女元帅怎么了？明明活着，怎么就进入了这种永垂不朽的状态？
此刻她听见小曼诚恳地低语：“我离英雄差太远。我不是你们找的人……”
她就这样从母亲和服务员面前走出门，沿着走廊往前走，只有这一句话：“我离英雄差得太远……”
她就那样下了楼，在《再见吧妈妈》的歌声里走进了大太阳底下。中年女人恍过神来，这真是她的女儿何小曼。她跟着奔跑下楼，网兜里的饼干筒糖盒子也一路敲锣打鼓。
何小曼在招待所院子里被警卫战士拉住，因为一辆首长的轿车从楼后过来，差点把她撞倒。首长的轿车不撞她就要撞围墙。何小曼的母亲这时发出一声哀号，两手捂住眼睛。她以为女儿没有牺牲在前线，而牺牲在首长车轮下了。首长却落下车窗玻璃，大声呵斥：“疯了啊？往哪儿撞？！”
当看见小曼浑身徽章、光荣花、彩带，是个女英雄，首长不吭气了。首长从轿车里下来，看出什么端倪来，问小曼：“小妮子，你怎么了？”
小曼脸上是一个天使的微笑。
何小曼在精神科住院的一年，就一直带着这样的天使微笑，无忧无虑的，亲和善意的，似乎对自己被拘禁在极有限的活动空间，每天一把一把地吞食药片毫无意见。也似乎精神科就是她的天堂。住进医院的第五天，年轻的政治部主任来了，对于他，何小曼神态中没有任何记忆的痕迹。就像对她的母亲，她既不表示亲熟，也不显得陌生。年轻的政治部主任是带着噩耗来的，但他见到何小曼之后，把裤袋里的电报又摁了回去。电报告诉小曼，她新婚不久的丈夫阵亡了。
小曼知道丈夫牺牲是一年以后。那时她的病情稍微好转。消息是由她的主治大夫转告的，因为烈士遗物、存款以及抚恤金之类，一堆表格，需要烈士遗孀签字。没有小曼的签字，烈士在老家的父母无法享受儿子以生命给他们换取的微薄好处。主治大夫是小曼最信赖的人，当他把发生在一年前的噩耗告诉小曼时，小曼接受得很平静。大夫怀疑她是否听懂了，但第二天他确信她懂了，因为在她的病床边，放着一张二寸照片，还在漱口缸子里插了一把草地上采来的金黄色野花：那种除草剂都除不净的蒲公英花。二寸的结婚照上，小曼和丈夫似乎还生疏，笑容都有些不好意思。那个曾经受过小曼护理的排长，黑瘦的脸，眼睛很亮，但眼神呆板。小曼曾经过失望的沧海，遇见第一个岛屿，就登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