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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正在说话。
“安妮？”
“迪布瓦先生，我需要你帮个忙。”
“没问题。”
“请跟我来。”
我拉着他，悄悄走到门后，爬上水泥台，沥川镇定自若地坐在原处。
“上帝啊！”René叫道：“发生了什么事？”
“沥川先生不小心掉到垃圾箱里了，你快拉他上来吧。”
René二话不说，跳了下去，站在垃圾箱里将沥川推了上来。他自己则留在箱内东张西望，然后得意洋洋地捡起了一个纸盒子：“哎，你们看，这块纸板不错，用它做个假山怎么样？”
René人高马大，身手敏捷。很快就从垃圾箱里爬了出来：“Alex，你没事吧？……嗨，这衣服太脏，上面全是鸡蛋黄，别要了。等会儿进门人家要笑你啦。来，穿我的外套。”他不由分说地将沥川的西装脱下来，扔到垃圾箱里。又脱下自己的西装递给他。然后他看见沥川的手腕，脸色忽变：“你的手怎么啦？”
“没事，一点小伤。”沥川看着我，用命令的口气说：“小秋，你先回去。”
但是，他手上的丝巾越来越湿了，有一滴液体滴出来，滴到地上。我瞪大眼睛看着他，背后冒出森森冷汗。沥川跟René说了一句法语。我猜他是在说我有晕血症。因为法文的hémophobie与英文的hemophobia发音类似。
René过来拉我：“安妮，你现在必须离开这里。”
我没动，说：“René，别管我。你先带沥川去医院！”
“也好。虽然不严重，也需要处理一下。那我们先走了。”他过去，带着沥川离开了我。
我的心还在砰砰地乱跳，眼前金星乱冒。这么多年过去，我对红色已有了一些抵抗能力，可沥川的血令我坐立不安，眼冒金星。我在地上坐了一分钟，调节呼吸，觉得好些了就站起来，从水泥台上下来。迎面又碰上了René。
“René？你不陪沥川了？”
“Alex自己去医院，他不要我陪。”
“可是……万一……”
“安妮，Alex不是小孩子。他不放心你，让我过来看你有没有事。”
“没事。刚才有点头昏，现在已经好了。”
René将怀里的一个长长的蓝色纸筒交给我：“这是Alex让我交给你的文件。他让你尽快把它们译出来。”
我和René一起往宾馆里走，半途中我突然停下来，问他：“René，沥川为什么贫血？”
“他以前就贫血。”
“很严重吗？是先天的吗？”
“Alex让我告诉你，如果你问我这样一类问题，会严重触犯他的个人隐私。”
“那沥川的车祸是怎么回事？”
“车祸？什么车祸？”他鼓着蓝汪汪的眼睛看着我。
“他的腿……”
“哦……那个车祸。嗯，你看见了，挺严重的，差点死掉。”
“那是哪一年的事？”
“那年他十七岁。”
“后来呢？”
“什么后来？”
“他说他先学经济又学建筑，两样加起来要八年，他二十一岁大学就毕业了。”
“Alex十五岁上大学，学了两年经济，出了事，改学建筑。少年天才，就是这样。”
“那么……六年前，他忽然从北京调走，又是怎么回事？家庭危机？经济危机？”
他想了想，将刚才的话又重复了一遍：“Alex让我告诉你，如果你问这样一类问题，会严重触犯他的个人隐私。”
“那么，沥川现在去的是哪家医院？”
“不知道。”
说完这话，我知道不能再从René口里套出任何有用的信息了。何况我们也走到了宾馆的大门，René说他要去做模型，我径自回屋，拨沥川的手机。
没人接。我放心不下，去服务台要了就近医院的地址，叫了出租车，去找沥川。
我在第三人民医院的门口再次给沥川打手机，这回铃一响他就接了。
“沥川！”
“嗯？”
“你在哪家医院？是三医院吗？”
“是。我已经看过医生了。”
“这么快？不会吧！”这医院很大，病人很多，在我的印象中好像应当排很久的队。
“那个……我说我是外国人，给他们看护照。说我有急事不能等。所以他们就让我优先了。”沥川不紧不慢地说。
还挺聪明的。
“你在哪一楼，我来找你。”
“你在哪里？”
“三医院的门口。”
“嗯，已经看见你了。”
我展目一看，沥川远远地坐在等候室的沙发上向我招手。我走到他身边，看见他换了一套西装，手腕上包着一层白纱，显然去医院前已经洗了一个澡。
“医生说严重吗？”
“不严重，很小的伤口。”
“血止住了？”
他迟疑了一下，说：“嗯。”
“那你为什么还在这里坐着，”我观察他的脸，脸色苍白，“不舒服吗？”
“外科在三楼，我没找到电梯，走上去又走下来，有点头昏。”
我坐下来，轻轻问道：“你要不要喝水？”
“不用。”
“下次再不跳了，好吗？”我凝视着他，心痛地说。
“你还抽烟吗？”
“不抽了。打死我也不抽了。彻底老实了，行不？”
他淡淡地笑了，脸色却越来越白，甚至隐隐发青。
“你别的地方没受伤吗？”
“没有。”
“沥川，你脸色不好，咱们再去看医生吧？”他越是平静我越是担心，不由得紧紧握住他的手。
“我没事。”
“反正都已经在医院里了，看一次也是看，看两次也是看。”我继续苦劝，他却假装去拿一张报纸，把手从我的手中抽了出来。
“不看，我没事。休息休息就好。”
这当儿，他的手机响了。显然是霁川打来的。他先说了几句中文，紧接着，两个人就用法语吵了起来。不得不说，法语即使用来诅咒听起来也是美的。但他们吵什么，我却摸不着头脑。然后，我看见沥川猛然收线，精疲力竭地往沙发背上一靠。没过五分钟，霁川向我们快步走来。两个人一见面，继续吵。仍旧是法语。吵了半天，沥川没力气理他了，霁川还在说：“Stupide！”
“Abruti！”沥川低吼。
“Débile！”霁川又骂。
“Idiot！”沥川又吼。
虽然兄弟俩的声音都很低，但看表情看架式两人快要打起来了，我愣在一旁，不知应当劝谁。所幸霁川很快就偃旗息鼓，过来对我说：“安妮，你先回去，好不好？我有话要和沥川说。”
我点点头，出门招出租车。
接下来，我有整整三天，没看见沥川。
这三天分别是十二月二十八、二十九、三十，真正的年尾。
，两人正在说话。
“安妮？”
“迪布瓦先生，我需要你帮个忙。”
“没问题。”
“请跟我来。”
我拉着他，悄悄走到门后，爬上水泥台，沥川镇定自若地坐在原处。
“上帝啊！”René叫道：“发生了什么事？”
“沥川先生不小心掉到垃圾箱里了，你快拉他上来吧。”
René二话不说，跳了下去，站在垃圾箱里将沥川推了上来。他自己则留在箱内东张西望，然后得意洋洋地捡起了一个纸盒子：“哎，你们看，这块纸板不错，用它做个假山怎么样？”
René人高马大，身手敏捷。很快就从垃圾箱里爬了出来：“Alex，你没事吧？……嗨，这衣服太脏，上面全是鸡蛋黄，别要了。等会儿进门人家要笑你啦。来，穿我的外套。”他不由分说地将沥川的西装脱下来，扔到垃圾箱里。又脱下自己的西装递给他。然后他看见沥川的手腕，脸色忽变：“你的手怎么啦？”
“没事，一点小伤。”沥川看着我，用命令的口气说：“小秋，你先回去。”
但是，他手上的丝巾越来越湿了，有一滴液体滴出来，滴到地上。我瞪大眼睛看着他，背后冒出森森冷汗。沥川跟René说了一句法语。我猜他是在说我有晕血症。因为法文的hémophobie与英文的hemophobia发音类似。
René过来拉我：“安妮，你现在必须离开这里。”
我没动，说：“René，别管我。你先带沥川去医院！”
“也好。虽然不严重，也需要处理一下。那我们先走了。”他过去，带着沥川离开了我。
我的心还在砰砰地乱跳，眼前金星乱冒。这么多年过去，我对红色已有了一些抵抗能力，可沥川的血令我坐立不安，眼冒金星。我在地上坐了一分钟，调节呼吸，觉得好些了就站起来，从水泥台上下来。迎面又碰上了René。
“René？你不陪沥川了？”
“Alex自己去医院，他不要我陪。”
“可是……万一……”
“安妮，Alex不是小孩子。他不放心你，让我过来看你有没有事。”
“没事。刚才有点头昏，现在已经好了。”
René将怀里的一个长长的蓝色纸筒交给我：“这是Alex让我交给你的文件。他让你尽快把它们译出来。”
我和René一起往宾馆里走，半途中我突然停下来，问他：“René，沥川为什么贫血？”
“他以前就贫血。”
“很严重吗？是先天的吗？”
“Alex让我告诉你，如果你问我这样一类问题，会严重触犯他的个人隐私。”
“那沥川的车祸是怎么回事？”
“车祸？什么车祸？”他鼓着蓝汪汪的眼睛看着我。
“他的腿……”
“哦……那个车祸。嗯，你看见了，挺严重的，差点死掉。”
“那是哪一年的事？”
“那年他十七岁。”
“后来呢？”
“什么后来？”
“他说他先学经济又学建筑，两样加起来要八年，他二十一岁大学就毕业了。”
“Alex十五岁上大学，学了两年经济，出了事，改学建筑。少年天才，就是这样。”
“那么……六年前，他忽然从北京调走，又是怎么回事？家庭危机？经济危机？”
他想了想，将刚才的话又重复了一遍：“Alex让我告诉你，如果你问这样一类问题，会严重触犯他的个人隐私。”
“那么，沥川现在去的是哪家医院？”
“不知道。”
说完这话，我知道不能再从René口里套出任何有用的信息了。何况我们也走到了宾馆的大门，René说他要去做模型，我径自回屋，拨沥川的手机。
没人接。我放心不下，去服务台要了就近医院的地址，叫了出租车，去找沥川。
我在第三人民医院的门口再次给沥川打手机，这回铃一响他就接了。
“沥川！”
“嗯？”
“你在哪家医院？是三医院吗？”
“是。我已经看过医生了。”
“这么快？不会吧！”这医院很大，病人很多，在我的印象中好像应当排很久的队。
“那个……我说我是外国人，给他们看护照。说我有急事不能等。所以他们就让我优先了。”沥川不紧不慢地说。
还挺聪明的。
“你在哪一楼，我来找你。”
“你在哪里？”
“三医院的门口。”
“嗯，已经看见你了。”
我展目一看，沥川远远地坐在等候室的沙发上向我招手。我走到他身边，看见他换了一套西装，手腕上包着一层白纱，显然去医院前已经洗了一个澡。
“医生说严重吗？”
“不严重，很小的伤口。”
“血止住了？”
他迟疑了一下，说：“嗯。”
“那你为什么还在这里坐着，”我观察他的脸，脸色苍白，“不舒服吗？”
“外科在三楼，我没找到电梯，走上去又走下来，有点头昏。”
我坐下来，轻轻问道：“你要不要喝水？”
“不用。”
“下次再不跳了，好吗？”我凝视着他，心痛地说。
“你还抽烟吗？”
“不抽了。打死我也不抽了。彻底老实了，行不？”
他淡淡地笑了，脸色却越来越白，甚至隐隐发青。
“你别的地方没受伤吗？”
“没有。”
“沥川，你脸色不好，咱们再去看医生吧？”他越是平静我越是担心，不由得紧紧握住他的手。
“我没事。”
“反正都已经在医院里了，看一次也是看，看两次也是看。”我继续苦劝，他却假装去拿一张报纸，把手从我的手中抽了出来。
“不看，我没事。休息休息就好。”
这当儿，他的手机响了。显然是霁川打来的。他先说了几句中文，紧接着，两个人就用法语吵了起来。不得不说，法语即使用来诅咒听起来也是美的。但他们吵什么，我却摸不着头脑。然后，我看见沥川猛然收线，精疲力竭地往沙发背上一靠。没过五分钟，霁川向我们快步走来。两个人一见面，继续吵。仍旧是法语。吵了半天，沥川没力气理他了，霁川还在说：“Stupide！”
“Abruti！”沥川低吼。
“Débile！”霁川又骂。
“Idiot！”沥川又吼。
虽然兄弟俩的声音都很低，但看表情看架式两人快要打起来了，我愣在一旁，不知应当劝谁。所幸霁川很快就偃旗息鼓，过来对我说：“安妮，你先回去，好不好？我有话要和沥川说。”
我点点头，出门招出租车。
接下来，我有整整三天，没看见沥川。
这三天分别是十二月二十八、二十九、三十，真正的年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