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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外表很雅痞的男人内里也可能很街头,就像裹着糖衣的苦的西药片,就像她的老板袁景瑞。——董知微。
董知微童年的记忆是从弥漫着浓郁中药味的厂房边的小街开始的。她的父母都是同一家制药厂的员工,在那个时代,一份安稳的工作就是一个人乃至一个家庭生活的所有基础,有工作才是被社会承认的,才有组成家庭的机会,才能生儿育女,知微的父母按部就班地完成了这一切,日子过得简单而顺理成章。
房子是药厂分配的,灰扑扑的老公房,就盖在药厂边上,小小的一间,刚住进去的时候连煤气管道都没有,大冬天整栋楼的人都将煤球炉子搁在门外生火,刺鼻的燃烧味道夹杂着炒菜的香味,一到六层全是白雾腾腾的。
屋子里也是逼仄到极点,四十平方不到的一室户,夏天知微端一张小椅子坐在过道里剥毛豆择青菜,时不时都要小心那个搪瓷小盆被忙碌的大人踩到。
知微的妈妈眼睛不好,将近一千度的近视,许多事情做起来都不利索,幸好丈夫是个体贴人,事事都抢着做,女儿也贴心,被家人照顾总是开心的,是以她每次接过剥好的毛豆都要亲一下女儿的脸,说一声,“囡囡乖”。
至于知微的爸爸,每天回家的动静都很大,门一推开就大步往里走,如果是大热天,看到女儿就会乐呵呵地弯下腰来,捏着女儿的脸说一声,“快来喝爸爸带回来的盐汽水。”
爸爸在车间工作,盐汽水是高温天才有的福利,他自己总是不喝的,用很小的保温瓶装回来,倒出来的时候还是冰凉的,混着白雪冰砖一起吃——知微对夏天最美好的回忆。
到了上学的年纪,知微每天都背着书包沿着厂区边的小街走到离家只有数百米之遥的小学去上学。
小街转角的地方是高耸围墙,上面盖着顶,里面是制药车间,永远有白色的雾气蒸腾,无论早晚都有黯淡的黄色灯光透出来。高墙因为常年浸润在蒸气里,水泥墙面上满是青苔,地面总是湿漉漉的,空气里充满了浓郁的中成药的味道。
知微刚读书的时候,有调皮的男生吓唬她,说那里面是工厂放死尸的地方。知微对此深信不疑,那时她觉得身边所有人的一生都是在这厂子里完成的,因此吓得每次走过这里都连跑带跳,从不敢多停留。一直到爸爸带她走进去看过,那里面不过是一堆堆的机械物之后才稍好一些。
那些时候,知微还以为,这一切是永远都不会变的。
知微一直都想不起,那些仿佛永不会消失的白色蒸气是在哪一天嘎然而止的,带着青苔的高墙变得干涸,然后真正可怕的事情来了,制药厂关闭,她的父母在一夕之间,双双下了岗。
之后的那段日子,无论暮色多么浓重,家里的灯都常忘记被打开,一直到浓重的黑暗盖过一切。
父亲四处奔波寻找工作的机会,时常不在家,瘦弱的母亲在午夜小声啜泣,又怕女儿听到,一直用被子蒙住自己的脸。
知微那时已经十四五了,自以为明白一切又什么都无能为力的年龄,知道父母不想她看到他们的这一段,就想假装看不到,可痛苦全是真的,因为不知道将来会怎样。
但知微日日都在漆黑的夜里听到父母低而坚决的交谈,沙哑的声音好像在发誓。
“不能耽误孩子。”
“对,说什么都不能。”
他们都以为她是睡着的,但她从来都不能,知微在黑暗中问自己能够为这个家做什么?但答案全是绝望的,她还是个孩子,她甚至还没有长到可以拿身份证的年纪。
之后知微的父母便开始忙碌起来,爸爸找了一份为仓库守夜的工作,总是在清晨踏着残余的月光进门,至于妈妈,每日在家里做许多小小的毛织品,钩针繁复,她的眼睛又不好,往往在灯下凑得很近,有时知微夜间做着功课时突然一抬头,觉得她的头发都像是蒙着一层光。
知微就走过去抓着她的手说,“妈妈你不要做了。”
母亲拍开女儿的手,“消遣罢了,在家也无聊。”
其实知微的母亲做这些东西并不是为了消遣,全是用来卖钱以补贴家里的收入的,又怕女儿知道,总是等知微上学之后才出门坐车出去卖,不敢待在离家很近的地方,每次都要辗转许久。
做得这样辛苦,妈妈原本就高度近视的眼睛很快就出了问题,一开始是两眼刺痛,常常流泪,后来就变得眼球浑浊,知微那时读初三,每天走出学校的时间都已经将近七点,爸爸又整晚不在家,等到妈妈的眼睛开始出现黑斑,眼底出血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了。
医生宣布的结果是视网膜脱落,父亲立在医院的走廊里呆若木鸡,反复地喃喃,“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
知微的父母像许多没什么医学常识的普通人一样,从未想到过高度近视是会恶化到失明的地步的,母亲被瞒了一段时间,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还摸索着抓着丈夫的手哀求。
“我们不要看了,快点回家去呀,我多点点眼药水,在家里养一养就好了,囡囡就要升高中了,不要浪费住院的钱。”
因为看不见,她都不知道女儿就立在一边听着她反反复复同样的话。
知微听得百刃穿心,又不敢哭出声音来,低头只看到自己的眼泪已经无声无息地濡湿了病床的床单,怕妈妈摸到,只好用手盖住,一直盖着,多久那水渍也不干,以至于她多年以后回忆起那天,都能感觉到手掌下的阴湿。
昂贵的医药费耗尽了这个小家庭最后的一点积蓄,失明的母亲也需要照顾,知微最后放弃了升入高中的机会,选择了一所离家最近的商业专科高职。
知微成绩很好,学校减免了她的学杂费,她顺利地读完了三年高职,毕业之后立刻开始工作,之后便是赚钱读书,读书赚钱,就这样靠着自己,也拿到了夜大的学士学位证书。有次过年亲戚吃饭,正巧姑姑的女儿从国外自费留学回来,说起读书找工作,姑父就多了一句嘴,说一样是大学生,向知微这样的夜大文凭,跟全日制的比就差远了。
姑父话音刚落,一向温和的爸爸当场就红了脸,差点与他在饭桌上吵起来。
等车的时候,妈妈在街边上抓着知微的手很久都没放开,知微知道她在想些什么,立刻温言安慰。
“一样的,我现在的工作也很好。”
边说边庆幸自己进了成方,袁景瑞虽然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老板,但胜在出手大方,公司名气又大,每次校园招聘时队伍都排得好像春运现场,挤破头想进成方的人不知凡几,她一个小小的夜大毕业生能做到这个位置,不晓得跌破多少人的眼镜。
这么多好处,当然也有付出,工作强度大得惊人,加班是家常便饭,朝九晚七八九十甚至到凌晨,但知微不介意。
至少比她曾经打过的那一份工要好,至少比在温白凉身边要好。
想到这个名字知微又骂自己,说好了不再想的,在她看来,那段过去原就不值得留恋,念念不忘就更是可耻的。
董知微二十四岁,骨骼细瘦轻言细语,因为常年做秘书,面对别人时总带着一点微笑,但内里早已被生活打磨得如钢如铁,这一点,她比谁都清楚自己。
早晨八点四十五分,董知微在属于她的办公桌前落座,电脑打开,日程表弹出,她喝了一口自带保温杯里的豆浆,眼睛扫过面前的三台电话机。
不知道今天是哪一台先响起来。
如果是第一台,她可能得立起来接听以表示郑重与有礼,第二台只是公司内线,虽然繁杂,但处理起来简单许多,至于第三台,总让她觉得很烦燥。
门开了,有人走进来,带来一阵轻微的风,天很冷,黑色的大衣从她眼前经过,伴着突然响起的电话铃声。
知微来不及打招呼便伸手去拿电话,走进来的人也转过身来,看到她手按的那只电话,微微眯起眼,对她摇了摇头。
知... -->>
一个外表很雅痞的男人内里也可能很街头,就像裹着糖衣的苦的西药片,就像她的老板袁景瑞。——董知微。
董知微童年的记忆是从弥漫着浓郁中药味的厂房边的小街开始的。她的父母都是同一家制药厂的员工,在那个时代,一份安稳的工作就是一个人乃至一个家庭生活的所有基础,有工作才是被社会承认的,才有组成家庭的机会,才能生儿育女,知微的父母按部就班地完成了这一切,日子过得简单而顺理成章。
房子是药厂分配的,灰扑扑的老公房,就盖在药厂边上,小小的一间,刚住进去的时候连煤气管道都没有,大冬天整栋楼的人都将煤球炉子搁在门外生火,刺鼻的燃烧味道夹杂着炒菜的香味,一到六层全是白雾腾腾的。
屋子里也是逼仄到极点,四十平方不到的一室户,夏天知微端一张小椅子坐在过道里剥毛豆择青菜,时不时都要小心那个搪瓷小盆被忙碌的大人踩到。
知微的妈妈眼睛不好,将近一千度的近视,许多事情做起来都不利索,幸好丈夫是个体贴人,事事都抢着做,女儿也贴心,被家人照顾总是开心的,是以她每次接过剥好的毛豆都要亲一下女儿的脸,说一声,“囡囡乖”。
至于知微的爸爸,每天回家的动静都很大,门一推开就大步往里走,如果是大热天,看到女儿就会乐呵呵地弯下腰来,捏着女儿的脸说一声,“快来喝爸爸带回来的盐汽水。”
爸爸在车间工作,盐汽水是高温天才有的福利,他自己总是不喝的,用很小的保温瓶装回来,倒出来的时候还是冰凉的,混着白雪冰砖一起吃——知微对夏天最美好的回忆。
到了上学的年纪,知微每天都背着书包沿着厂区边的小街走到离家只有数百米之遥的小学去上学。
小街转角的地方是高耸围墙,上面盖着顶,里面是制药车间,永远有白色的雾气蒸腾,无论早晚都有黯淡的黄色灯光透出来。高墙因为常年浸润在蒸气里,水泥墙面上满是青苔,地面总是湿漉漉的,空气里充满了浓郁的中成药的味道。
知微刚读书的时候,有调皮的男生吓唬她,说那里面是工厂放死尸的地方。知微对此深信不疑,那时她觉得身边所有人的一生都是在这厂子里完成的,因此吓得每次走过这里都连跑带跳,从不敢多停留。一直到爸爸带她走进去看过,那里面不过是一堆堆的机械物之后才稍好一些。
那些时候,知微还以为,这一切是永远都不会变的。
知微一直都想不起,那些仿佛永不会消失的白色蒸气是在哪一天嘎然而止的,带着青苔的高墙变得干涸,然后真正可怕的事情来了,制药厂关闭,她的父母在一夕之间,双双下了岗。
之后的那段日子,无论暮色多么浓重,家里的灯都常忘记被打开,一直到浓重的黑暗盖过一切。
父亲四处奔波寻找工作的机会,时常不在家,瘦弱的母亲在午夜小声啜泣,又怕女儿听到,一直用被子蒙住自己的脸。
知微那时已经十四五了,自以为明白一切又什么都无能为力的年龄,知道父母不想她看到他们的这一段,就想假装看不到,可痛苦全是真的,因为不知道将来会怎样。
但知微日日都在漆黑的夜里听到父母低而坚决的交谈,沙哑的声音好像在发誓。
“不能耽误孩子。”
“对,说什么都不能。”
他们都以为她是睡着的,但她从来都不能,知微在黑暗中问自己能够为这个家做什么?但答案全是绝望的,她还是个孩子,她甚至还没有长到可以拿身份证的年纪。
之后知微的父母便开始忙碌起来,爸爸找了一份为仓库守夜的工作,总是在清晨踏着残余的月光进门,至于妈妈,每日在家里做许多小小的毛织品,钩针繁复,她的眼睛又不好,往往在灯下凑得很近,有时知微夜间做着功课时突然一抬头,觉得她的头发都像是蒙着一层光。
知微就走过去抓着她的手说,“妈妈你不要做了。”
母亲拍开女儿的手,“消遣罢了,在家也无聊。”
其实知微的母亲做这些东西并不是为了消遣,全是用来卖钱以补贴家里的收入的,又怕女儿知道,总是等知微上学之后才出门坐车出去卖,不敢待在离家很近的地方,每次都要辗转许久。
做得这样辛苦,妈妈原本就高度近视的眼睛很快就出了问题,一开始是两眼刺痛,常常流泪,后来就变得眼球浑浊,知微那时读初三,每天走出学校的时间都已经将近七点,爸爸又整晚不在家,等到妈妈的眼睛开始出现黑斑,眼底出血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了。
医生宣布的结果是视网膜脱落,父亲立在医院的走廊里呆若木鸡,反复地喃喃,“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
知微的父母像许多没什么医学常识的普通人一样,从未想到过高度近视是会恶化到失明的地步的,母亲被瞒了一段时间,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还摸索着抓着丈夫的手哀求。
“我们不要看了,快点回家去呀,我多点点眼药水,在家里养一养就好了,囡囡就要升高中了,不要浪费住院的钱。”
因为看不见,她都不知道女儿就立在一边听着她反反复复同样的话。
知微听得百刃穿心,又不敢哭出声音来,低头只看到自己的眼泪已经无声无息地濡湿了病床的床单,怕妈妈摸到,只好用手盖住,一直盖着,多久那水渍也不干,以至于她多年以后回忆起那天,都能感觉到手掌下的阴湿。
昂贵的医药费耗尽了这个小家庭最后的一点积蓄,失明的母亲也需要照顾,知微最后放弃了升入高中的机会,选择了一所离家最近的商业专科高职。
知微成绩很好,学校减免了她的学杂费,她顺利地读完了三年高职,毕业之后立刻开始工作,之后便是赚钱读书,读书赚钱,就这样靠着自己,也拿到了夜大的学士学位证书。有次过年亲戚吃饭,正巧姑姑的女儿从国外自费留学回来,说起读书找工作,姑父就多了一句嘴,说一样是大学生,向知微这样的夜大文凭,跟全日制的比就差远了。
姑父话音刚落,一向温和的爸爸当场就红了脸,差点与他在饭桌上吵起来。
等车的时候,妈妈在街边上抓着知微的手很久都没放开,知微知道她在想些什么,立刻温言安慰。
“一样的,我现在的工作也很好。”
边说边庆幸自己进了成方,袁景瑞虽然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老板,但胜在出手大方,公司名气又大,每次校园招聘时队伍都排得好像春运现场,挤破头想进成方的人不知凡几,她一个小小的夜大毕业生能做到这个位置,不晓得跌破多少人的眼镜。
这么多好处,当然也有付出,工作强度大得惊人,加班是家常便饭,朝九晚七八九十甚至到凌晨,但知微不介意。
至少比她曾经打过的那一份工要好,至少比在温白凉身边要好。
想到这个名字知微又骂自己,说好了不再想的,在她看来,那段过去原就不值得留恋,念念不忘就更是可耻的。
董知微二十四岁,骨骼细瘦轻言细语,因为常年做秘书,面对别人时总带着一点微笑,但内里早已被生活打磨得如钢如铁,这一点,她比谁都清楚自己。
早晨八点四十五分,董知微在属于她的办公桌前落座,电脑打开,日程表弹出,她喝了一口自带保温杯里的豆浆,眼睛扫过面前的三台电话机。
不知道今天是哪一台先响起来。
如果是第一台,她可能得立起来接听以表示郑重与有礼,第二台只是公司内线,虽然繁杂,但处理起来简单许多,至于第三台,总让她觉得很烦燥。
门开了,有人走进来,带来一阵轻微的风,天很冷,黑色的大衣从她眼前经过,伴着突然响起的电话铃声。
知微来不及打招呼便伸手去拿电话,走进来的人也转过身来,看到她手按的那只电话,微微眯起眼,对她摇了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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