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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幺妹，”大姐突然问，“你啷个脸色死人一张，难看得很。”昏黄的灯光下每张脸都一个颜色。毕竟是我大姐，许久不见，照样能感觉出来。“是不是我一个人把包子吃了，我以为是剩的呢。”
“你真会说话，肉包子会剩？”我说完这话就一声不吭了。父亲和我舍不得吃，母亲和我还为这包子吵了一架。大姐在家里虽排行老大，却像最小。母亲说她比家里哪个孩子都会来事，发“人来疯”，一点不懂事。
大姐可能是对的，母亲到二姐那儿去了。二姐性格温柔，做家里事做教师都细心认真，对母亲算得上孝顺，即使和母亲扯皮，也是气在心头，不会像我们这三个姐妹那么顶嘴对吵。二姐已经不住在家里，她不时过来看父母，母亲有时也过江去看她。今天，母亲不留在家里，就是有意冷淡我。
“今天，是我的生日。”我朝大姐声音很高地喊道。本来这句话是准备对母亲嚷出来的。“妈妈都忘了，她从来都是故意的！”
“哎呀，怎个不早说？”大姐最会装巧卖乖，“幺妹，你该早点说嘛。这包子肯定是你过生日的。”她不笨，甚至给母亲说起好话来，“妈不是忘了，不准那么想。妈可能记错日子了，嗯，她记旧历。”
“不管旧历新历，她就是故意忘的。”我嘴上这么说，心里想你们记得也会一样待我。生日不生日，反正我无所谓，像母亲说的，让我活着就不错了。
“大姐给你赔小心。来，我给你梳个头发，换一种扎法。你看我的头烫得还行吧，不像街上那些小卷卷刨花头，也不像那种小县份土里土气的。跟你说吧，是大姐我自己烫的。”
她不管我同意不，就关掉灯，把我拉到堂屋，让我坐在一个小板凳上。堂屋光线好多了。对门邻居程光头的老母亲坐在她家门前，背靠墙，眼睛眯着。
“大姑娘了，要爱漂亮。来，头仰起，梳个独辫子，两边乱发往后拢，让头颈和耳朵露出，让你左脸边的痣现出来。脸上有颗痣，吉星高照，厄运全消，不会像你大姐这么命苦。”
她从我身后走到我面前，看看，让我坐着不要动。
一分钟左右，她从屋里回到堂屋，把我长短不一的刘海梳了梳，剪齐，又把小圆镜递过来。我朝自己举起镜子，站了起来。镜子里我的辫子已变成一根，这么一来，真有不少变化。我注意到，因为发式改变，脸颊和脖子显了出来，我第一次喜欢起自己的模样，高兴起来。但我不想让大姐得意，脸上表情平淡。
“啷个样嘛？喜欢不喜欢，吭一声。”大姐这天也一反常态，我越不理她，她越要讨我个好。
“黄皮瘦脸一张，再打扮也是个丑样，一看就是受你欺负的。”我把镜子还给她。
“好，好，幺妹，今天你生日，几岁了？”
“62年生的，几岁嘛？”
“十八岁，我的老天爷！我还以为你只有十五六岁呢。幺妹，今天是你生日，大姐也不知道，知道就会给你带个礼物。”
我鼻子里哼了声，心里还是有些热，礼物她是不会送的，能这么说，就跟别人不一样了。
“十八岁嘛，算一个大生日。这样，你今天要我为你做啥子事，大姐都愿意。”她说得真切，很诚恳。
“此话当真？”
“当真。我要骗人，可以骗的多着呢，还会骗自家幺妹？”
我想了想，说：“大姐，我要你陪我到江边走走。”
她笑了：“你那么一本正经，我还以为是啥子了不得的事呢。没问题，我陪你去。”
4
我俩出了院子，下着石阶，往江边走。
我必须弄清，或至少明白一点点从小就盘绕在心头众多的谜团和阴影。所有的人都或多或少地知道一些什么，但都不肯告诉我，他们在有意组成一个巨大的阴谋，我就这么被框定在沉默之中。也许人人都落在别人“不言”的囚笼里，别人不说的正是我急切想知道的真相。不行，我决定把一切抛开，高考复习这种所谓的第一大事也搁在一旁，得问个明白，不然，我就活得太不清楚了——这么十几年！
我庆幸自己还未完全丧失看人的本能：我生日这天大姐回家，我就逮住了她，认准了她。她比我大十六岁，生在我前头十六年，对我负有推卸不掉的责任，肯定有些事与她有关。是命运让她偏偏在这个时候回来，解答我的疑问。
大姐是唯一不与家里其他妹妹弟弟抱团结伙的人。她和母亲不停息地吵闹，吵得最厉害时，眼里充满了怨恨，或许这是因为她在众多兄妹中独享宠爱，才会如此撒娇。1969年毛泽东将闹遍天下革命的红卫兵，解散到农村边疆广阔自由的天地去，而大姐早在1964年就响应号召下乡，她是全国第一拨下农村的知识青年，比别人多受了好些年的苦。在农村待了九年才到四川边界一个山区的煤矿当工人。
她在十八岁卫校快毕业的一刻，与一个男生在校外散步。团支部书记批评了她，学校纪律不允许谈恋爱。她说耍男朋友又怎么样？大吵之中，两个人同时动了手。她一人受到处罚，不让她参加元旦表演节目。她气得说跳就从两层楼高的地方跳下，腿骨折，进了医院，被记过，因此“历史有污点”。她不愿写检查，却直接去找校长。校长不主持个理，她将学生证朝校长当头丢去，退了学回家。
街道办事处的干部动员她说：“长江三峡美如神话，巫山河里的鱼像桶那么粗，煤用手帕包都不会黑。那是个好地方啊！”她相信了，偷了家里的户口本，注销了城市户口，她想与惩罚她的同学老师比比哪个最革命？
父亲说他走船去过巫山，那里的情况完全不是干部们说的那么一回事，苦得很，父亲不准她去。要她去派出所把户口重新上回去，她骂父亲在造谣，是反革命。父亲哭了。母亲哭着去街道办事处求情，被狠批了一顿，说你反对女儿去农村，就是破坏上山下乡运动，你应该晓得担当啥子罪名，走遍全国，也没有人敢给她把已经下掉的城市户口上回去。母亲被吓坏了，眼睁睁看着她笑嘻嘻地走了。
同学笑她是傻瓜，母亲骂她无法无天。
而我总怀疑大姐有什么理由，急于离开这个家，她不想属于这里。
她见到我话特别多，话里有话，真真假假，像逗我似的，从小如此。有时，她脸上表情丰富到夸张的地步。如果不这样，当她在江边洗衣服，浓密的黑发盘上高高的额头，看上去她还真漂亮，不止一人说过她的眉和嘴像年轻时的母亲。她的面相，还有高挑丰腴的身材，不同于家里其他姐妹兄弟。重庆女人小巧玲珑，秀丽，沾了重庆山水雨雾地气，性格阴柔。我大姐性格却像男子，刚烈而火暴，敢动嘴，也敢动手，甚至用刀卡住第一个前夫的脖子，逼他签字同意离婚。
她做什么事都不想，先做了再说，做糟了，不屑于收拾，让别人去着急。她在乡下时，巫山县城一个算命八字先生说她命带血腥气，走盘陀运，吉凶难卜，四十岁左右若能躲过一次大劫，才可血顺气返归正路。
“说不信命还是得信，我四十岁左右肯定要出事，还是老实点过吧！”这是大姐几年来老挂在嘴边的话。
不过今天她的话不一样，她比我落后几级石阶，朗声骂道：“我今年满三十四，按那老该死的算命先生说的，我只有几年可活，干吗小小心心做人？我就要看到底会发生什么！”
我转过身，盯着大姐，劈头盖脸就说：
“你们有事瞒着我！大姐，你得告诉我！”
她没听到似的，急急往下走。我跟着她，不肯落下一步。没有房屋和树遮挡的江面，有两个人在游泳。嘉陵江水较清，与浓黄的长江水在朝天门汇合，中间像有条弯扭的线分开两江水，在我们这山坡前，就全是长江的浓黄湍急了。我又重复了一句。
“告诉你啥子？”大姐不当一回事地说。
“你刚才可许过愿的，说今天是我生日，你啥子事都愿为我做！”
大姐朝我的背就是一下，问：“你今天是怎么啦？”她的手真重，我忍住了痛，没说话，等她说话。她嘻里哈哈一阵笑，“我许了愿，就当然照办。但你太正儿八经了，好说好商量。我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你和我就这样走走，看看船，望望风景不好吗？如果你愿意，我就陪你过江去城里玩，看场电影。”
“我是认真的，你得告诉我！”我不理她的茬儿，同时，我感到绝望。江上一声高于一声的汽笛相互交错，聚集在我眼前的空中。不只是这个下午，但就这个下午，我的感觉是如此强烈。在我听来，每艘船的汽笛都是不一样的，仿佛上面附有一个受伤的灵魂，在诉说自己的命运，令我不寒而栗。于是，我冲着大姐喊叫起来：
“你是知道的，对不对？你们一直都不想让我知道一丁点，你们一直都在骗我。不管怎么样，大姐，你得告诉我！”
大姐无动于衷笑眯眯看着我。我的喊叫变成了哀求，声音低得只有我和她两人听得见。
大姐收起笑容，说：“好吧，你想知道什么？”
“到底为什么父亲会视力如此衰退，在我生下后，就不得不提前病休回家？我决不相信那种说法。”
大姐问我，哪种说法？
我说，父亲单位劳资科说是“梅毒后遗症”，还有院子里的人也含沙射影地骂过。
“哪个杂皮、梭叶子、烂娼妇敢乱说！”大姐吼了起来。
我赶紧掩住她的嘴，我们离住房区并不太远，她这样大声嚷，会有人听见。大姐狠骂着，转头奔下又湿又滑的石阶小道，道旁的垃圾臭得熏人，鼻子难受。她忽然闪进一个暗黑的山岩洼口，扑地跪下，朝石壁磕头。
“你也来给菩萨磕三个头！”她吼我。
“这是什么菩萨？”我犹犹豫豫走进黑暗中。
“江边白衣观音，”她说，“‘文化大革命’中砸烂，你没见过。最近刚由行佛事的善人修起来。快让观音保佑全家。”
难得大姐提到全家福佑，我只好朝幽暗的石壁拜了几拜。大姐又摸到潮湿的石壁下，捧了一掌水，低头喝了下去。她让我去喝。我想起我们院子墙后从坡上无数家流下来腥臭的阳沟水，连声说“不”。大姐弯下身，又捧了一掌，送到我嘴边，水从她手指缝里一滴一滴地漏着。“菩萨水，香的，治百病。”她认真而强硬地说。
我只得张开嘴，顺从地喝下去，果真是清凉的泉水。“好了，”我说，“大姐，你也弯酸磨蹭够了，现在该可以开始说了吧？”
“说什么？”大姐却反问我。
倒给她问准了。我想知道什么？我想知道一切，但我怎么知道大姐知道什么？
等了一会儿，大姐说：“好吧，我讲给你听，关于我的身世，我只知道我的身世，其他事我可不知道。你还得答应我，保守我的秘密。”
我们在礁石边坐下，面朝着翻卷出一片旋涡的急湍江水。
nbsp;“幺妹，”大姐突然问，“你啷个脸色死人一张，难看得很。”昏黄的灯光下每张脸都一个颜色。毕竟是我大姐，许久不见，照样能感觉出来。“是不是我一个人把包子吃了，我以为是剩的呢。”
“你真会说话，肉包子会剩？”我说完这话就一声不吭了。父亲和我舍不得吃，母亲和我还为这包子吵了一架。大姐在家里虽排行老大，却像最小。母亲说她比家里哪个孩子都会来事，发“人来疯”，一点不懂事。
大姐可能是对的，母亲到二姐那儿去了。二姐性格温柔，做家里事做教师都细心认真，对母亲算得上孝顺，即使和母亲扯皮，也是气在心头，不会像我们这三个姐妹那么顶嘴对吵。二姐已经不住在家里，她不时过来看父母，母亲有时也过江去看她。今天，母亲不留在家里，就是有意冷淡我。
“今天，是我的生日。”我朝大姐声音很高地喊道。本来这句话是准备对母亲嚷出来的。“妈妈都忘了，她从来都是故意的！”
“哎呀，怎个不早说？”大姐最会装巧卖乖，“幺妹，你该早点说嘛。这包子肯定是你过生日的。”她不笨，甚至给母亲说起好话来，“妈不是忘了，不准那么想。妈可能记错日子了，嗯，她记旧历。”
“不管旧历新历，她就是故意忘的。”我嘴上这么说，心里想你们记得也会一样待我。生日不生日，反正我无所谓，像母亲说的，让我活着就不错了。
“大姐给你赔小心。来，我给你梳个头发，换一种扎法。你看我的头烫得还行吧，不像街上那些小卷卷刨花头，也不像那种小县份土里土气的。跟你说吧，是大姐我自己烫的。”
她不管我同意不，就关掉灯，把我拉到堂屋，让我坐在一个小板凳上。堂屋光线好多了。对门邻居程光头的老母亲坐在她家门前，背靠墙，眼睛眯着。
“大姑娘了，要爱漂亮。来，头仰起，梳个独辫子，两边乱发往后拢，让头颈和耳朵露出，让你左脸边的痣现出来。脸上有颗痣，吉星高照，厄运全消，不会像你大姐这么命苦。”
她从我身后走到我面前，看看，让我坐着不要动。
一分钟左右，她从屋里回到堂屋，把我长短不一的刘海梳了梳，剪齐，又把小圆镜递过来。我朝自己举起镜子，站了起来。镜子里我的辫子已变成一根，这么一来，真有不少变化。我注意到，因为发式改变，脸颊和脖子显了出来，我第一次喜欢起自己的模样，高兴起来。但我不想让大姐得意，脸上表情平淡。
“啷个样嘛？喜欢不喜欢，吭一声。”大姐这天也一反常态，我越不理她，她越要讨我个好。
“黄皮瘦脸一张，再打扮也是个丑样，一看就是受你欺负的。”我把镜子还给她。
“好，好，幺妹，今天你生日，几岁了？”
“62年生的，几岁嘛？”
“十八岁，我的老天爷！我还以为你只有十五六岁呢。幺妹，今天是你生日，大姐也不知道，知道就会给你带个礼物。”
我鼻子里哼了声，心里还是有些热，礼物她是不会送的，能这么说，就跟别人不一样了。
“十八岁嘛，算一个大生日。这样，你今天要我为你做啥子事，大姐都愿意。”她说得真切，很诚恳。
“此话当真？”
“当真。我要骗人，可以骗的多着呢，还会骗自家幺妹？”
我想了想，说：“大姐，我要你陪我到江边走走。”
她笑了：“你那么一本正经，我还以为是啥子了不得的事呢。没问题，我陪你去。”
4
我俩出了院子，下着石阶，往江边走。
我必须弄清，或至少明白一点点从小就盘绕在心头众多的谜团和阴影。所有的人都或多或少地知道一些什么，但都不肯告诉我，他们在有意组成一个巨大的阴谋，我就这么被框定在沉默之中。也许人人都落在别人“不言”的囚笼里，别人不说的正是我急切想知道的真相。不行，我决定把一切抛开，高考复习这种所谓的第一大事也搁在一旁，得问个明白，不然，我就活得太不清楚了——这么十几年！
我庆幸自己还未完全丧失看人的本能：我生日这天大姐回家，我就逮住了她，认准了她。她比我大十六岁，生在我前头十六年，对我负有推卸不掉的责任，肯定有些事与她有关。是命运让她偏偏在这个时候回来，解答我的疑问。
大姐是唯一不与家里其他妹妹弟弟抱团结伙的人。她和母亲不停息地吵闹，吵得最厉害时，眼里充满了怨恨，或许这是因为她在众多兄妹中独享宠爱，才会如此撒娇。1969年毛泽东将闹遍天下革命的红卫兵，解散到农村边疆广阔自由的天地去，而大姐早在1964年就响应号召下乡，她是全国第一拨下农村的知识青年，比别人多受了好些年的苦。在农村待了九年才到四川边界一个山区的煤矿当工人。
她在十八岁卫校快毕业的一刻，与一个男生在校外散步。团支部书记批评了她，学校纪律不允许谈恋爱。她说耍男朋友又怎么样？大吵之中，两个人同时动了手。她一人受到处罚，不让她参加元旦表演节目。她气得说跳就从两层楼高的地方跳下，腿骨折，进了医院，被记过，因此“历史有污点”。她不愿写检查，却直接去找校长。校长不主持个理，她将学生证朝校长当头丢去，退了学回家。
街道办事处的干部动员她说：“长江三峡美如神话，巫山河里的鱼像桶那么粗，煤用手帕包都不会黑。那是个好地方啊！”她相信了，偷了家里的户口本，注销了城市户口，她想与惩罚她的同学老师比比哪个最革命？
父亲说他走船去过巫山，那里的情况完全不是干部们说的那么一回事，苦得很，父亲不准她去。要她去派出所把户口重新上回去，她骂父亲在造谣，是反革命。父亲哭了。母亲哭着去街道办事处求情，被狠批了一顿，说你反对女儿去农村，就是破坏上山下乡运动，你应该晓得担当啥子罪名，走遍全国，也没有人敢给她把已经下掉的城市户口上回去。母亲被吓坏了，眼睁睁看着她笑嘻嘻地走了。
同学笑她是傻瓜，母亲骂她无法无天。
而我总怀疑大姐有什么理由，急于离开这个家，她不想属于这里。
她见到我话特别多，话里有话，真真假假，像逗我似的，从小如此。有时，她脸上表情丰富到夸张的地步。如果不这样，当她在江边洗衣服，浓密的黑发盘上高高的额头，看上去她还真漂亮，不止一人说过她的眉和嘴像年轻时的母亲。她的面相，还有高挑丰腴的身材，不同于家里其他姐妹兄弟。重庆女人小巧玲珑，秀丽，沾了重庆山水雨雾地气，性格阴柔。我大姐性格却像男子，刚烈而火暴，敢动嘴，也敢动手，甚至用刀卡住第一个前夫的脖子，逼他签字同意离婚。
她做什么事都不想，先做了再说，做糟了，不屑于收拾，让别人去着急。她在乡下时，巫山县城一个算命八字先生说她命带血腥气，走盘陀运，吉凶难卜，四十岁左右若能躲过一次大劫，才可血顺气返归正路。
“说不信命还是得信，我四十岁左右肯定要出事，还是老实点过吧！”这是大姐几年来老挂在嘴边的话。
不过今天她的话不一样，她比我落后几级石阶，朗声骂道：“我今年满三十四，按那老该死的算命先生说的，我只有几年可活，干吗小小心心做人？我就要看到底会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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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有事瞒着我！大姐，你得告诉我！”
她没听到似的，急急往下走。我跟着她，不肯落下一步。没有房屋和树遮挡的江面，有两个人在游泳。嘉陵江水较清，与浓黄的长江水在朝天门汇合，中间像有条弯扭的线分开两江水，在我们这山坡前，就全是长江的浓黄湍急了。我又重复了一句。
“告诉你啥子？”大姐不当一回事地说。
“你刚才可许过愿的，说今天是我生日，你啥子事都愿为我做！”
大姐朝我的背就是一下，问：“你今天是怎么啦？”她的手真重，我忍住了痛，没说话，等她说话。她嘻里哈哈一阵笑，“我许了愿，就当然照办。但你太正儿八经了，好说好商量。我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你和我就这样走走，看看船，望望风景不好吗？如果你愿意，我就陪你过江去城里玩，看场电影。”
“我是认真的，你得告诉我！”我不理她的茬儿，同时，我感到绝望。江上一声高于一声的汽笛相互交错，聚集在我眼前的空中。不只是这个下午，但就这个下午，我的感觉是如此强烈。在我听来，每艘船的汽笛都是不一样的，仿佛上面附有一个受伤的灵魂，在诉说自己的命运，令我不寒而栗。于是，我冲着大姐喊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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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姐无动于衷笑眯眯看着我。我的喊叫变成了哀求，声音低得只有我和她两人听得见。
大姐收起笑容，说：“好吧，你想知道什么？”
“到底为什么父亲会视力如此衰退，在我生下后，就不得不提前病休回家？我决不相信那种说法。”
大姐问我，哪种说法？
我说，父亲单位劳资科说是“梅毒后遗症”，还有院子里的人也含沙射影地骂过。
“哪个杂皮、梭叶子、烂娼妇敢乱说！”大姐吼了起来。
我赶紧掩住她的嘴，我们离住房区并不太远，她这样大声嚷，会有人听见。大姐狠骂着，转头奔下又湿又滑的石阶小道，道旁的垃圾臭得熏人，鼻子难受。她忽然闪进一个暗黑的山岩洼口，扑地跪下，朝石壁磕头。
“你也来给菩萨磕三个头！”她吼我。
“这是什么菩萨？”我犹犹豫豫走进黑暗中。
“江边白衣观音，”她说，“‘文化大革命’中砸烂，你没见过。最近刚由行佛事的善人修起来。快让观音保佑全家。”
难得大姐提到全家福佑，我只好朝幽暗的石壁拜了几拜。大姐又摸到潮湿的石壁下，捧了一掌水，低头喝了下去。她让我去喝。我想起我们院子墙后从坡上无数家流下来腥臭的阳沟水，连声说“不”。大姐弯下身，又捧了一掌，送到我嘴边，水从她手指缝里一滴一滴地漏着。“菩萨水，香的，治百病。”她认真而强硬地说。
我只得张开嘴，顺从地喝下去，果真是清凉的泉水。“好了，”我说，“大姐，你也弯酸磨蹭够了，现在该可以开始说了吧？”
“说什么？”大姐却反问我。
倒给她问准了。我想知道什么？我想知道一切，但我怎么知道大姐知道什么？
等了一会儿，大姐说：“好吧，我讲给你听，关于我的身世，我只知道我的身世，其他事我可不知道。你还得答应我，保守我的秘密。”
我们在礁石边坐下，面朝着翻卷出一片旋涡的急湍江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