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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8年年底创业到1999年年底的整整一年里，腾讯公司总共完成了100万元的营业收入。在赛格科技创业园的那间局促的办公室里，马化腾团队从一开始就陷入了苦战，主营业务搁浅，资金入不敷出，这似乎是一家看上去奄奄一息的创业公司。马化腾甚至不敢鼓动陈一丹和许晨晔从原单位辞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都是在下班之后以及周末赶到赛格科技创业园来干活。
然而，故事正是在这样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小小的转折。“创业之神”总是这样，它不按常理出牌，视过往的成功与经验为累赘，喜欢在极限的状态下挑战人们的意志力和想象力，它常常带着一丝戏谑的微笑堵住命运的正门，然后，却在腋下露出一条缝隙来。
这条缝隙很小很小，在腾讯的历史上它有一个名字，叫OICQ。
从ICQ到OICQ
在说OICQ之前，先得说说ICQ。
1996年，三个刚刚服完兵役的以色列青年维斯格、瓦迪和高德芬格开发出一款在互联网上能够快速直接交流的软件，他们为新软件取名ICQ，即“I SEEK YOU（我找你）”的意思。ICQ支持在互联网上聊天、发送消息、传递文件等功能。他们成立了Mirabilis公司，向注册用户提供互联网即时通信服务。作为一个互联网通信工具，ICQ的互动性远高于BBS及电子邮件，只要将亲朋好友的呼号列在联络人列表上，就可以知道对方是处于连线还是离线状态，而且又可以随时对谈，因此它备受年轻人青睐。ICQ的用户增长非常惊人，不到一年时间就成为世界上用户量最大的即时通信软件。1998年年底，以色列Mirabilis公司的ICQ被美国在线以4.07亿美元（包括直接购买的2.87亿美元和视表现而定的1.2亿美元）收购。此时，ICQ的用户数已经超过1000万。
就如同所有的互联网创新产品都能够在中国找到它的仿效者一样，早在1997年，就有人开始投入开发ICQ的汉化版。从现有资料看，台湾的资讯人公司第一个推出了繁体中文版ICQ，起名为CICQ。1998年8月，资讯人进入大陆市场，推出简体中文版的PICQ。几乎与此同时，南京有两位青年工程师创立北极星软件公司，推出了一款类似ICQ的产品“网际精灵”。
马化腾在润迅时期就已经注意到了ICQ，他曾在公司内部与同事讨论过研发这款产品的可行性。有一位高级主管问道：“它能赚钱吗？”得到的回答是否定的。这位主管当即把话题转移了。后来有坊间传言：“ICQ公司到中国寻找合作者，曾与润迅接触，马化腾正是被派出的谈判者，在润迅放弃这一项目后，马化腾独立出来创业。”是为不确。
马化腾团队投入ICQ开发，是一个偶然的事件。
就在1998年8月前后，马化腾在广州电信的信息港上“闲逛”，无意中看到一个招标新闻，广州电信想要购买一个类似ICQ的中文即时通信工具，正在公开向全社会招标。马化腾当即与张志东、曾李青商量，大伙儿觉得技术难度不大，可以去试一试。但是，招标会马上就要开了，已经没有时间做出产品，只能做一个技术方案去竞标。
第二天，曾李青去打听消息，很快带回来一个令人沮丧的情报：此次参与竞标的是广州电信旗下的飞华公司，他们已经完成了所有的产品开发，起名为PCICQ。“这就是一个内定的标，我们去了，也绝对没有机会。”曾李青在办公室里嚷嚷说。
但是，马化腾还是决定一试。他与张志东闭门数日，写出了一份竞标书，他们必须要给这个“纸上产品”起一个名字，马化腾想到了open（开放），于是就叫OICQ，中文名为“中文网络寻呼机”。
正如曾李青所预料，在竞标会上，广州电信没有给腾讯任何机会，飞华不出意料地成为中标者。
在回到深圳后，五位创业者坐下来，讨论一个问题：是不是“真的”要把OICQ给开发出来？在许晨晔的记忆中，这是腾讯历史上第一次发生激烈的争论：“那次，大家争论得挺热烈的，说什么的都有，主要是一点也看不到赚钱的机会。而且，前面已经有台湾资讯人、网络精灵和飞华在做了，市场还需要第四个‘汉化ICQ’吗？但是，美国在线花几个亿买走ICQ又好像很给力。当然，大家最后还是听马化腾的。”
马化腾说：“要不我们先把它养起来吧。”
我曾经问过很多受访者同一个问题：为什么ICQ没有一个中文名？
在中国经济起飞的前30年，绝大多数的外国公司或商品进入中国市场时，都会——而且必须起一个中文名，原因是，70%以上的城镇或农村消费者不知道如何念英文字母，一个没有中文名的企业或商品，其实就意味着对70%的消费者市场的蔑视和放弃。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是：20世纪90年代，广东惠州出现了一家名叫TCL的电视机公司，当它的产品被摆放在乡镇商场的柜台上时，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如何念它，由于它聘请了当时最著名的电影演员刘晓庆出演广告片，所以常常被叫作“刘晓庆的电视机”。后来，公司不得不在“TCL”的前面加上了一个很中国式的名字，变成“王牌TCL”。
即便在信息行业，这个规律仍然有效。马云曾回忆，Internet被引入中国时，一开始被直译为英特耐特网，当他滔滔不绝地向别人推广的时候，那些从小唱着“英特耐雄纳尔（Internationale，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长大的中年人常常会小心翼翼地提问说：“您是在推销共产主义吗？”后来，Internet被改译为“信息高速公路”，再后来，又定名为“互联网”。与此类似，E-mail被翻译为“电子邮箱”，Portal Website被翻译为“门户网站”。而ICQ，一直到它消失的时候，仍然没有一个中文名。
很多人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张志东的解释也许是真相之一：没有人把它看成是一个大行业，它太“小众”了，以至于懒得给它起一个中文名。
后来的事实确乎是这样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门户网站一直是中国互联网产业的主流模式，以即时通信起家的腾讯长期被边缘化，不知道如何描述自己的重要性，甚至到它成为行业里注册用户最多、利润最高的企业时，仍然不在“主流”之列。
所以，当马化腾决意把OICQ“养起来”的时候，他也并没有意识到它会成长为一个“小巨人”。他对我说：“当腾讯正式创办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寻呼机行业令人恐惧的下滑趋势，但是又无能为力。我当时的想法是，先把OICQ做出来，养着，反正它也不大，赚钱还是要靠卖软件。”
就这样，刚刚创立的腾讯公司兵分两路：马化腾、曾李青和李海翔等人做网络寻呼系统，张志东带人开发OICQ。
OICQ的中国式改造
跟随张志东一起开发OICQ的是徐钢武，以及外号叫“小光”的吴宵光和“夜猫”封林毅。
徐钢武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自动化系，曾在润迅工作过，平时喜好Linux（一套免费使用和自由传播的类UNIX操作系统）和MUD（Multiple User Dimension，很多用户参与活动的一种计算机程序），精于后台技术，是典型的后台技术高手。加入腾讯后，他成了OICQ的第一位“后台主程”。
而另两位都是惠多网“马站”的网友。“小光”就读于南京大学天文动力专业，是一位天文、计算机和足球爱好者。他在大学期间迷上了计算机编程，擅长编写C语言，1996年毕业后被分配到深圳气象局工作。“我进气象局的时候，局里的计算机网络没有人管，我就负责管理网络以及内部系统软件的开发。”“夜猫”比“小光”年纪还要小，脑子很活，曾在惠多网上开过一个名叫“夜猫客栈”的站台。
当时，“小光”和“夜猫”都是以兼职身份参与开发的，几人的分工为：张志东管理项目进度和成本控制，负责砍掉那些团队想要，但是又来不及做的功能；徐钢武负责写后台代码；“小光”和“夜猫”负责客户端部分；而马化腾会提出很多产品设想，并不断地将细节的改进要求“压”过来。
日后，腾讯的创业者们常常被问及一个问题：在你们开发OICQ的时候，ICQ早已成熟并进入中国市场，而且已经有三款汉化版的ICQ产品被使用，你们是怎样后来居上的？
原因有两个：一是对手的麻痹与羸弱，二是技术的微创新。
在对手方面，ICQ在被美国在线购买后，三位创始人因为不愿意离开以色列而退出，财大气粗的美国在线此时正在浏览器市场上与微软死磕，所以并没有投入太多精力于ICQ。张志东后来曾与美国在线的高管在一个场合交流，他问对方：为什么在购买了ICQ之后却没有好好经营？对方竟不知如何回答。至于国内的三个对手，台湾资讯人受到种种政策上的限制，始终不知道如何经营格局庞大的大陆市场，南京的北极星是一家以棋牌游戏为主业的公司，在“网际精灵”上缺乏坚决的投入，而飞华开发的PCICQ只是广州信息港里众多服务项目中的一个，从来没有被看成是一个战略性的产品，国有企业的体制更是跟不上快速的迭代竞争。
在技术方面，腾讯做了几项日后看来非常成功的微创新。
吴宵光清晰地记得，在第一次技术讨论会上，马化腾提出了一个听上去与技术无关的、很古怪的问题：“我们的用户会在哪里上网？”
在1998年年底的美国，个人电脑已经非常普及，很多中产家庭拥有一台以上的电脑，绝大多数白领都有属于自己的电脑。可是在中国，当时个人计算机普及率尚不足1%。全国有240万网民，七成以上是25岁以下的青年人，他们都没有属于自己的专用电脑。1996年5月，在上海出现了第一家网吧——威盖特电脑室，经营者购置了50台电脑，以每小时40元的费用供年轻人使用。到1998年年底，全国出现了将近1万家网吧，使用价格也下降到每小时10元到15元，它们成为中国青年网民最重要的上网场所。在腾讯公司所在的办公楼二楼，就有一个规模不小的网吧。
马化腾的问题指向了一个微妙的技术创新点：ICQ把用户内容和朋友列表都存储在电脑的客户端上，“在美国，这几乎不是一个问题，因为每个人都有一台自己的电脑，内容放在哪里都无所谓。可是，在中国就大大不同了，那时还很少有人拥有自己的电脑，人们用的大多是单位或是网吧里的电脑。当他们换一台电脑上线的时候，原来的内容和朋友列表就都不见了，这无疑是一件让人非常烦恼的事情”。而无论是资讯人、北极星还是飞华，都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徐钢武为OICQ解决了这个痛点：把用户内容和朋友列表从客户端搬到了后台的服务器，从此避免了用户信息和好友名单丢失的烦恼，任何人用任何一台电脑上网，都能找到自己的朋友列表。“这个技术难度其实是不大的，关键是我们把它当成最重要的事情来看待，适应了当时中国的上网环境。”张志东日后说。
第二个重要的创新，是在软件的体积上。
中国的网络基础建设无法与欧美国家相比，当时仍处在非常原始的窄带状态中，网速非常慢。吴宵光回忆说，那时国内还没有综合业务数字网（ISDN），上网是用拨号的，普遍的上网带宽是14K、28K，54K就是很快的了，而一个ICQ软件的体积起码有3MB到5MB，下载一个软件要几十分钟，速度之慢是可以想象的。
这时候，吴宵光发挥了他的技术天分，对整个软件的体积进行了有效的控制。张志东说：“刚刚开发完第一个内部版本的时候，全部完成只有220KB。我拿给马化腾看，他不太相信，以为肯定是没包括动态库打包的部分，实际上这已经是完整的独立可运行版本了。”这样的一个版本，用户下载只需5分钟左右，相对于其他的ICQ产品，无疑是杀手级的。
另一个需要提及的创新点，在用户层面或许无法感受到，但是对OICQ在当时的生存和发展中却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当时，徐钢武在设计网络协议时果断地采取了UDP（User Datagram Protocol，用户数据报协议）技术，而不是其他即时通信软件通常所采用的TCP（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传输控制协议）技术。这其中的关键在于，采用UDP技术的开发难度较高，但能大大节约服务器的成本，使得单台服务器可以支持更多的客户端。这一创新使得当年在资金上捉襟见肘的腾讯，凭借技术上的优势用尽量少的服务器坚持了尽可能长的时间。
OICQ在日后被业界评价为一个不可多得的“天才产品”，宣称其系统架构在用户发展至亿级时仍然能够支撑。唯有张志东清楚其中的艰辛，所谓的“天才”都是靠徐钢武、吴宵光以及后来无数工程师不断“重写”和优化的结果。“用户快速增长，性能瓶颈不断出现，为了不让用户失望，逼得团队不断优化性能，不断克服瓶颈。说到底，都是逼出来的结果。”张志东日后回忆至此，无限感喟。
除了上述的几项创新之外，最初版本的OICQ还针对ICQ的缺陷进行了一些修订。
比如，ICQ只能与在线的好友聊天，而且只能按照用户提供的信息寻找好友。OICQ则设计了离线消息功能，它还允许用户直接添加当时在线的陌生网友为“好友”，这无疑极大地扩展了OICQ的社交功能。
又如，ICQ的用户图像显示缺乏个性，统统是一个用户名字和一个标准的花形，在线为绿色，离线为灰色。OICQ则提供个性化头像选择，他们预备了中国年轻人都很熟悉的卡通形象——唐老鸭、加菲猫、皮卡丘、大力水手等等，这使用户得以展现自己的个性并有独占感。
OICQ还设计了消息提示音。系统发布前的最后一个声音就是要找一种提示的声音，技术团队为了“什么声音听上去很熟悉”这个问题而讨论了很久，据张志东回忆，有人说用敲门的声音，有人说用吹口哨的声音。最后，马化腾认定“大家最熟悉的声音是寻呼机的呼叫声”，于是他用自己的寻呼机录下了“嘀嘀”声，这成为最经典的“腾讯音”。由此也可想见，马化腾的“寻呼机情结”实在是非常的重。
这一系列看似细微的创意和设计，导致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结果：腾讯的OICQ是一款看上去源自ICQ，其实更属于中国用户的产品。它们的思考出发点均非技术的革命性突破，而是客户的点滴体验！在后来的10多年里，这个即时通信工具先后迭代更新了100多个版本。
在OICQ这款产品上所展现出来的智慧，几乎是优秀的中国互联网从业者们的共同特质：从互联网产业诞生的第一天起，中国人在核心技术的开发和基本产品模式的发明上就不是美国同行的对手，他们从来就是一群大胆的“拿来主义者”。然而，在本土化的改造上，他们却进行了无数的应用性创新，这些微小的、细节性的、更为务实的创新让那些外国开发者望尘莫及，甚至难以找到规律。从本质上来说，这些创新属于经验和本能的范畴。
OICQ发布日：1999年2月10日
在张志东小组闭门开发的同时，曾李青开始游说“老东家”深圳电信。最终他说服深圳电信出资60万元，并提供服务器以及带宽，以“联合立项”的方式参与OICQ的研发推广。就这样，OICQ找到了发布的平台。
OICQ的第一个版本——OICQ 99 beta build 0210，正式发布的时间是1999年2月10日，在腾讯创建日的3个月之后。
在所有创始人的印象中，这一天并没有进行任何的仪式。在放号前，马化腾等人预留了200个号，对外放号从10201开始。“前200个号留给我们自己，当时想，200个预留号足可满足未来十年八年工作人员数量增长的需求了。”马化腾给自己留了10001号。根据他们的规划，第一年希望发展1000个用户，第二年争取3000～4000个，到第三年有1万个，然后再考虑接下去怎么办。张志东还算了一笔账，用户数量在1万个以内，每年的人员开支、带宽租金和服务器费用不会超过10万元，应该是“养得起”的。
OICQ的第一批用户来自PCICQ。
当时，飞华开发的PCICQ已经上线，并在华南地区有了上千个用户，广州电信的信息港天天在首页为这个产品做广告，但是它的性能不太稳定，下载速度慢，还经常掉线。因此当OICQ推出之后，很快就形成了“口碑效应”，用户纷纷转向使用OICQ。
在产品上线之后，张志东团队根据网民们的体验，不断发现和修复Bug（漏洞），在第一周就连续完成了三个迭代版本，平均每两天发布一个，这更大地激发了用户的使用热情，在后来的10多年里，腾讯在技术研发上所坚持的“小步快跑，试错迭代”原则，其传统即肇始于此。
马化腾和张志东还时不时跑到二楼的那间网吧，现场观察用户的使用状况。“那时，当‘嘀嘀’声从不知哪个黑暗的角落传出的时候，我们的心尖都会跟着抖一下，那种体验从未有过，太美妙了。”马化腾说。
很显然，撬动“阿基米德杠杆”的那个支点是用户体验。
1999年4月，马化腾和陈一丹到北京出差，当他们白天跑了六七家寻呼台推介网络寻呼方案，筋疲力尽地回到一家小招待所，打开电脑时，突然发现，OICQ的在线用户居然已经超过了500人。这让他们几乎同时跳了起来，两人手忙脚乱地翻出两只杯子，买了一瓶啤酒，在小房间里碰杯庆祝。
他们不会想到的是，这只“嘀嘀”乱叫的小东西很快就要吃掉他们全部的现金，并把他们推进一个极速狂飙的“超限空间”。
从1998年年底创业到1999年年底的整整一年里，腾讯公司总共完成了100万元的营业收入。在赛格科技创业园的那间局促的办公室里，马化腾团队从一开始就陷入了苦战，主营业务搁浅，资金入不敷出，这似乎是一家看上去奄奄一息的创业公司。马化腾甚至不敢鼓动陈一丹和许晨晔从原单位辞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都是在下班之后以及周末赶到赛格科技创业园来干活。
然而，故事正是在这样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小小的转折。“创业之神”总是这样，它不按常理出牌，视过往的成功与经验为累赘，喜欢在极限的状态下挑战人们的意志力和想象力，它常常带着一丝戏谑的微笑堵住命运的正门，然后，却在腋下露出一条缝隙来。
这条缝隙很小很小，在腾讯的历史上它有一个名字，叫OICQ。
从ICQ到OICQ
在说OICQ之前，先得说说ICQ。
1996年，三个刚刚服完兵役的以色列青年维斯格、瓦迪和高德芬格开发出一款在互联网上能够快速直接交流的软件，他们为新软件取名ICQ，即“I SEEK YOU（我找你）”的意思。ICQ支持在互联网上聊天、发送消息、传递文件等功能。他们成立了Mirabilis公司，向注册用户提供互联网即时通信服务。作为一个互联网通信工具，ICQ的互动性远高于BBS及电子邮件，只要将亲朋好友的呼号列在联络人列表上，就可以知道对方是处于连线还是离线状态，而且又可以随时对谈，因此它备受年轻人青睐。ICQ的用户增长非常惊人，不到一年时间就成为世界上用户量最大的即时通信软件。1998年年底，以色列Mirabilis公司的ICQ被美国在线以4.07亿美元（包括直接购买的2.87亿美元和视表现而定的1.2亿美元）收购。此时，ICQ的用户数已经超过1000万。
就如同所有的互联网创新产品都能够在中国找到它的仿效者一样，早在1997年，就有人开始投入开发ICQ的汉化版。从现有资料看，台湾的资讯人公司第一个推出了繁体中文版ICQ，起名为CICQ。1998年8月，资讯人进入大陆市场，推出简体中文版的PICQ。几乎与此同时，南京有两位青年工程师创立北极星软件公司，推出了一款类似ICQ的产品“网际精灵”。
马化腾在润迅时期就已经注意到了ICQ，他曾在公司内部与同事讨论过研发这款产品的可行性。有一位高级主管问道：“它能赚钱吗？”得到的回答是否定的。这位主管当即把话题转移了。后来有坊间传言：“ICQ公司到中国寻找合作者，曾与润迅接触，马化腾正是被派出的谈判者，在润迅放弃这一项目后，马化腾独立出来创业。”是为不确。
马化腾团队投入ICQ开发，是一个偶然的事件。
就在1998年8月前后，马化腾在广州电信的信息港上“闲逛”，无意中看到一个招标新闻，广州电信想要购买一个类似ICQ的中文即时通信工具，正在公开向全社会招标。马化腾当即与张志东、曾李青商量，大伙儿觉得技术难度不大，可以去试一试。但是，招标会马上就要开了，已经没有时间做出产品，只能做一个技术方案去竞标。
第二天，曾李青去打听消息，很快带回来一个令人沮丧的情报：此次参与竞标的是广州电信旗下的飞华公司，他们已经完成了所有的产品开发，起名为PCICQ。“这就是一个内定的标，我们去了，也绝对没有机会。”曾李青在办公室里嚷嚷说。
但是，马化腾还是决定一试。他与张志东闭门数日，写出了一份竞标书，他们必须要给这个“纸上产品”起一个名字，马化腾想到了open（开放），于是就叫OICQ，中文名为“中文网络寻呼机”。
正如曾李青所预料，在竞标会上，广州电信没有给腾讯任何机会，飞华不出意料地成为中标者。
在回到深圳后，五位创业者坐下来，讨论一个问题：是不是“真的”要把OICQ给开发出来？在许晨晔的记忆中，这是腾讯历史上第一次发生激烈的争论：“那次，大家争论得挺热烈的，说什么的都有，主要是一点也看不到赚钱的机会。而且，前面已经有台湾资讯人、网络精灵和飞华在做了，市场还需要第四个‘汉化ICQ’吗？但是，美国在线花几个亿买走ICQ又好像很给力。当然，大家最后还是听马化腾的。”
马化腾说：“要不我们先把它养起来吧。”
我曾经问过很多受访者同一个问题：为什么ICQ没有一个中文名？
在中国经济起飞的前30年，绝大多数的外国公司或商品进入中国市场时，都会——而且必须起一个中文名，原因是，70%以上的城镇或农村消费者不知道如何念英文字母，一个没有中文名的企业或商品，其实就意味着对70%的消费者市场的蔑视和放弃。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是：20世纪90年代，广东惠州出现了一家名叫TCL的电视机公司，当它的产品被摆放在乡镇商场的柜台上时，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如何念它，由于它聘请了当时最著名的电影演员刘晓庆出演广告片，所以常常被叫作“刘晓庆的电视机”。后来，公司不得不在“TCL”的前面加上了一个很中国式的名字，变成“王牌TCL”。
即便在信息行业，这个规律仍然有效。马云曾回忆，Internet被引入中国时，一开始被直译为英特耐特网，当他滔滔不绝地向别人推广的时候，那些从小唱着“英特耐雄纳尔（Internationale，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长大的中年人常常会小心翼翼地提问说：“您是在推销共产主义吗？”后来，Internet被改译为“信息高速公路”，再后来，又定名为“互联网”。与此类似，E-mail被翻译为“电子邮箱”，Portal Website被翻译为“门户网站”。而ICQ，一直到它消失的时候，仍然没有一个中文名。
很多人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张志东的解释也许是真相之一：没有人把它看成是一个大行业，它太“小众”了，以至于懒得给它起一个中文名。
后来的事实确乎是这样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门户网站一直是中国互联网产业的主流模式，以即时通信起家的腾讯长期被边缘化，不知道如何描述自己的重要性，甚至到它成为行业里注册用户最多、利润最高的企业时，仍然不在“主流”之列。
所以，当马化腾决意把OICQ“养起来”的时候，他也并没有意识到它会成长为一个“小巨人”。他对我说：“当腾讯正式创办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寻呼机行业令人恐惧的下滑趋势，但是又无能为力。我当时的想法是，先把OICQ做出来，养着，反正它也不大，赚钱还是要靠卖软件。”
就这样，刚刚创立的腾讯公司兵分两路：马化腾、曾李青和李海翔等人做网络寻呼系统，张志东带人开发OICQ。
OICQ的中国式改造
跟随张志东一起开发OICQ的是徐钢武，以及外号叫“小光”的吴宵光和“夜猫”封林毅。
徐钢武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自动化系，曾在润迅工作过，平时喜好Linux（一套免费使用和自由传播的类UNIX操作系统）和MUD（Multiple User Dimension，很多用户参与活动的一种计算机程序），精于后台技术，是典型的后台技术高手。加入腾讯后，他成了OICQ的第一位“后台主程”。
而另两位都是惠多网“马站”的网友。“小光”就读于南京大学天文动力专业，是一位天文、计算机和足球爱好者。他在大学期间迷上了计算机编程，擅长编写C语言，1996年毕业后被分配到深圳气象局工作。“我进气象局的时候，局里的计算机网络没有人管，我就负责管理网络以及内部系统软件的开发。”“夜猫”比“小光”年纪还要小，脑子很活，曾在惠多网上开过一个名叫“夜猫客栈”的站台。
当时，“小光”和“夜猫”都是以兼职身份参与开发的，几人的分工为：张志东管理项目进度和成本控制，负责砍掉那些团队想要，但是又来不及做的功能；徐钢武负责写后台代码；“小光”和“夜猫”负责客户端部分；而马化腾会提出很多产品设想，并不断地将细节的改进要求“压”过来。
日后，腾讯的创业者们常常被问及一个问题：在你们开发OICQ的时候，ICQ早已成熟并进入中国市场，而且已经有三款汉化版的ICQ产品被使用，你们是怎样后来居上的？
原因有两个：一是对手的麻痹与羸弱，二是技术的微创新。
在对手方面，ICQ在被美国在线购买后，三位创始人因为不愿意离开以色列而退出，财大气粗的美国在线此时正在浏览器市场上与微软死磕，所以并没有投入太多精力于ICQ。张志东后来曾与美国在线的高管在一个场合交流，他问对方：为什么在购买了ICQ之后却没有好好经营？对方竟不知如何回答。至于国内的三个对手，台湾资讯人受到种种政策上的限制，始终不知道如何经营格局庞大的大陆市场，南京的北极星是一家以棋牌游戏为主业的公司，在“网际精灵”上缺乏坚决的投入，而飞华开发的PCICQ只是广州信息港里众多服务项目中的一个，从来没有被看成是一个战略性的产品，国有企业的体制更是跟不上快速的迭代竞争。
在技术方面，腾讯做了几项日后看来非常成功的微创新。
吴宵光清晰地记得，在第一次技术讨论会上，马化腾提出了一个听上去与技术无关的、很古怪的问题：“我们的用户会在哪里上网？”
在1998年年底的美国，个人电脑已经非常普及，很多中产家庭拥有一台以上的电脑，绝大多数白领都有属于自己的电脑。可是在中国，当时个人计算机普及率尚不足1%。全国有240万网民，七成以上是25岁以下的青年人，他们都没有属于自己的专用电脑。1996年5月，在上海出现了第一家网吧——威盖特电脑室，经营者购置了50台电脑，以每小时40元的费用供年轻人使用。到1998年年底，全国出现了将近1万家网吧，使用价格也下降到每小时10元到15元，它们成为中国青年网民最重要的上网场所。在腾讯公司所在的办公楼二楼，就有一个规模不小的网吧。
马化腾的问题指向了一个微妙的技术创新点：ICQ把用户内容和朋友列表都存储在电脑的客户端上，“在美国，这几乎不是一个问题，因为每个人都有一台自己的电脑，内容放在哪里都无所谓。可是，在中国就大大不同了，那时还很少有人拥有自己的电脑，人们用的大多是单位或是网吧里的电脑。当他们换一台电脑上线的时候，原来的内容和朋友列表就都不见了，这无疑是一件让人非常烦恼的事情”。而无论是资讯人、北极星还是飞华，都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徐钢武为OICQ解决了这个痛点：把用户内容和朋友列表从客户端搬到了后台的服务器，从此避免了用户信息和好友名单丢失的烦恼，任何人用任何一台电脑上网，都能找到自己的朋友列表。“这个技术难度其实是不大的，关键是我们把它当成最重要的事情来看待，适应了当时中国的上网环境。”张志东日后说。
第二个重要的创新，是在软件的体积上。
中国的网络基础建设无法与欧美国家相比，当时仍处在非常原始的窄带状态中，网速非常慢。吴宵光回忆说，那时国内还没有综合业务数字网（ISDN），上网是用拨号的，普遍的上网带宽是14K、28K，54K就是很快的了，而一个ICQ软件的体积起码有3MB到5MB，下载一个软件要几十分钟，速度之慢是可以想象的。
这时候，吴宵光发挥了他的技术天分，对整个软件的体积进行了有效的控制。张志东说：“刚刚开发完第一个内部版本的时候，全部完成只有220KB。我拿给马化腾看，他不太相信，以为肯定是没包括动态库打包的部分，实际上这已经是完整的独立可运行版本了。”这样的一个版本，用户下载只需5分钟左右，相对于其他的ICQ产品，无疑是杀手级的。
另一个需要提及的创新点，在用户层面或许无法感受到，但是对OICQ在当时的生存和发展中却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当时，徐钢武在设计网络协议时果断地采取了UDP（User Datagram Protocol，用户数据报协议）技术，而不是其他即时通信软件通常所采用的TCP（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传输控制协议）技术。这其中的关键在于，采用UDP技术的开发难度较高，但能大大节约服务器的成本，使得单台服务器可以支持更多的客户端。这一创新使得当年在资金上捉襟见肘的腾讯，凭借技术上的优势用尽量少的服务器坚持了尽可能长的时间。
OICQ在日后被业界评价为一个不可多得的“天才产品”，宣称其系统架构在用户发展至亿级时仍然能够支撑。唯有张志东清楚其中的艰辛，所谓的“天才”都是靠徐钢武、吴宵光以及后来无数工程师不断“重写”和优化的结果。“用户快速增长，性能瓶颈不断出现，为了不让用户失望，逼得团队不断优化性能，不断克服瓶颈。说到底，都是逼出来的结果。”张志东日后回忆至此，无限感喟。
除了上述的几项创新之外，最初版本的OICQ还针对ICQ的缺陷进行了一些修订。
比如，ICQ只能与在线的好友聊天，而且只能按照用户提供的信息寻找好友。OICQ则设计了离线消息功能，它还允许用户直接添加当时在线的陌生网友为“好友”，这无疑极大地扩展了OICQ的社交功能。
又如，ICQ的用户图像显示缺乏个性，统统是一个用户名字和一个标准的花形，在线为绿色，离线为灰色。OICQ则提供个性化头像选择，他们预备了中国年轻人都很熟悉的卡通形象——唐老鸭、加菲猫、皮卡丘、大力水手等等，这使用户得以展现自己的个性并有独占感。
OICQ还设计了消息提示音。系统发布前的最后一个声音就是要找一种提示的声音，技术团队为了“什么声音听上去很熟悉”这个问题而讨论了很久，据张志东回忆，有人说用敲门的声音，有人说用吹口哨的声音。最后，马化腾认定“大家最熟悉的声音是寻呼机的呼叫声”，于是他用自己的寻呼机录下了“嘀嘀”声，这成为最经典的“腾讯音”。由此也可想见，马化腾的“寻呼机情结”实在是非常的重。
这一系列看似细微的创意和设计，导致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结果：腾讯的OICQ是一款看上去源自ICQ，其实更属于中国用户的产品。它们的思考出发点均非技术的革命性突破，而是客户的点滴体验！在后来的10多年里，这个即时通信工具先后迭代更新了100多个版本。
在OICQ这款产品上所展现出来的智慧，几乎是优秀的中国互联网从业者们的共同特质：从互联网产业诞生的第一天起，中国人在核心技术的开发和基本产品模式的发明上就不是美国同行的对手，他们从来就是一群大胆的“拿来主义者”。然而，在本土化的改造上，他们却进行了无数的应用性创新，这些微小的、细节性的、更为务实的创新让那些外国开发者望尘莫及，甚至难以找到规律。从本质上来说，这些创新属于经验和本能的范畴。
OICQ发布日：1999年2月10日
在张志东小组闭门开发的同时，曾李青开始游说“老东家”深圳电信。最终他说服深圳电信出资60万元，并提供服务器以及带宽，以“联合立项”的方式参与OICQ的研发推广。就这样，OICQ找到了发布的平台。
OICQ的第一个版本——OICQ 99 beta build 0210，正式发布的时间是1999年2月10日，在腾讯创建日的3个月之后。
在所有创始人的印象中，这一天并没有进行任何的仪式。在放号前，马化腾等人预留了200个号，对外放号从10201开始。“前200个号留给我们自己，当时想，200个预留号足可满足未来十年八年工作人员数量增长的需求了。”马化腾给自己留了10001号。根据他们的规划，第一年希望发展1000个用户，第二年争取3000～4000个，到第三年有1万个，然后再考虑接下去怎么办。张志东还算了一笔账，用户数量在1万个以内，每年的人员开支、带宽租金和服务器费用不会超过10万元，应该是“养得起”的。
OICQ的第一批用户来自PCICQ。
当时，飞华开发的PCICQ已经上线，并在华南地区有了上千个用户，广州电信的信息港天天在首页为这个产品做广告，但是它的性能不太稳定，下载速度慢，还经常掉线。因此当OICQ推出之后，很快就形成了“口碑效应”，用户纷纷转向使用OICQ。
在产品上线之后，张志东团队根据网民们的体验，不断发现和修复Bug（漏洞），在第一周就连续完成了三个迭代版本，平均每两天发布一个，这更大地激发了用户的使用热情，在后来的10多年里，腾讯在技术研发上所坚持的“小步快跑，试错迭代”原则，其传统即肇始于此。
马化腾和张志东还时不时跑到二楼的那间网吧，现场观察用户的使用状况。“那时，当‘嘀嘀’声从不知哪个黑暗的角落传出的时候，我们的心尖都会跟着抖一下，那种体验从未有过，太美妙了。”马化腾说。
很显然，撬动“阿基米德杠杆”的那个支点是用户体验。
1999年4月，马化腾和陈一丹到北京出差，当他们白天跑了六七家寻呼台推介网络寻呼方案，筋疲力尽地回到一家小招待所，打开电脑时，突然发现，OICQ的在线用户居然已经超过了500人。这让他们几乎同时跳了起来，两人手忙脚乱地翻出两只杯子，买了一瓶啤酒，在小房间里碰杯庆祝。
他们不会想到的是，这只“嘀嘀”乱叫的小东西很快就要吃掉他们全部的现金，并把他们推进一个极速狂飙的“超限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