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第二十一章 抱残守阙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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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抱残守阙
设备科、技术科、质检科、全质办组成的第四组，成员全部是厂里技术型的干部，年龄大多在四、五十岁，所以这个组的会议进行的很理性化。这种岁数的知识分子的，他们的理性化一般来说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说他们在自己的工作领域的理性化，非常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靠数据说话，条理性、逻辑性十分强；二是说他们在生活中，尤其是在人事关系上的理性化，换句话说，就是因为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吃了太多的亏，经历了太多的磨难，所以他们在政治上普遍是谨小慎微，轻易不会去得罪领导。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剧，特殊年代做“臭老九”的阴影，很难挥洒一光。在中国，知识分子被比作“臭老九”，历史是比较悠久了，远在元朝的时候，就有此一说：元朝统治者看不起读书人，把读书人的地位压得极为卑贱，比娼妓还低，仅高于叫花子，朝廷把各阶层的人分为十等，其排列次序是：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娼、九儒、十丐，知识分子的位置排行为第九，所以有了“臭老九”之称。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厌恶老师、学生们的抗战情绪和举动，排斥和压制知识分子，使他们社会地位的名次排在了国民党兵之下，有人把国民党兵痞叫作“丘八”，知识分子则被称为“丘九”。此外就是那个特殊年代了，知识分子被排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贬称为“臭老九”，后来还是毛老人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借用了京剧《智取威虎山》中的一句台词郑重提出“老九不能走”，才为“臭老九”正了名。可是，名虽然正了，但是因为特殊时期离开的并不久远，知识分子心有余悸也是很正常的。
会议一开始，召集人设备科科长毛玉麒就中规中矩的说：“按照大会要求，我们议论的重点有两项，一是找亏损的原因，二是提出整改的措施，在座的都是技术部门的代表，希望大家围绕设备、技术、质量三方面的管理，谈谈自己的看法。”
毛玉麒的开场白一说完，众人的眼光很自然地都盯向了技术科科长何天祥，因为在座的就数他的年纪大，已经到了快退休的年龄。这似乎也是这些技术人员约定俗成的习惯，只要是开会，总是由年龄大或职位高的人先说。何天祥也习惯了这种现象，不紧不慢地开口说：“要说我们厂亏损的原因，应该和工艺技术本身没有太大的关系，我们的工艺技术，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应该说是很成熟；我想要说的是，这些成熟的工艺技术在实施的过程中，有时出现了偏差，影响了产品的质量，主要原因我认为是操作人员不能完全按照工艺要求和技术标准做事，导致了这种情况的发生；整改的措施有三条：一是加强职工培训，提高他们按工艺技术规范做事的责任心，二是车间领导要督促检查，及时纠正违规操作现象，三是加大奖罚力度，惩前毖后，才能避免这种现象。我就说这些，说的不对的，请大家批评。”
何天祥所说的“操作人员不能完全按照工艺要求和技术标准做事”，客观上讲，确实存在这种现象，可是作为工厂的技术部门，不从自己身上去找原因，而是完全把责任推给操作工人，严格地讲，同样是一种不负责任地做法；再往深点去说，这也反映了这些老企业的技术人员，有相当一部分已经不仅仅是技术老化，思想上也是墨守陈规，不思进取，他们没有意识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方面的变化，首先就是从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开始的，他们仍然抱着几十年一贯制的传统工艺技术不放，视为葵花宝典，这种抱残守阙的不作为，客观上阻碍了工业技术的发展。
何天祥的发言，无形中给在座的人定了一个调调，质检科科长陈玉琴接着说道：“我们产品的质量，现在也不如以前了，原因和何科长说的大同小异，也是因为一些质检人员不能坚持质量标准；不过与何科长说的不同的是，现在质检人员坚持按标准办事难度很大，卡住质量关会影响车间的产品等级和产量，车间领导和工人意见很大；质检员绝大部分是女同志，经常会被工人骂的哭鼻子，我们把状告到厂领导那里，往往也是没有下文，所以质检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成了正常的现象。要整改这种现象，就得像何科长上面说的，加强对工人的培训，让他们树立质量第一的观念，光靠我们质检科是把不住质量关的。”陈玉琴是个四十多岁的女同志，说起工作，如同和街坊邻居吵架一样，先把责任推给对方。
“我们厂的设... -->>
第二十一章抱残守阙
设备科、技术科、质检科、全质办组成的第四组，成员全部是厂里技术型的干部，年龄大多在四、五十岁，所以这个组的会议进行的很理性化。这种岁数的知识分子的，他们的理性化一般来说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说他们在自己的工作领域的理性化，非常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靠数据说话，条理性、逻辑性十分强；二是说他们在生活中，尤其是在人事关系上的理性化，换句话说，就是因为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吃了太多的亏，经历了太多的磨难，所以他们在政治上普遍是谨小慎微，轻易不会去得罪领导。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剧，特殊年代做“臭老九”的阴影，很难挥洒一光。在中国，知识分子被比作“臭老九”，历史是比较悠久了，远在元朝的时候，就有此一说：元朝统治者看不起读书人，把读书人的地位压得极为卑贱，比娼妓还低，仅高于叫花子，朝廷把各阶层的人分为十等，其排列次序是：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娼、九儒、十丐，知识分子的位置排行为第九，所以有了“臭老九”之称。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厌恶老师、学生们的抗战情绪和举动，排斥和压制知识分子，使他们社会地位的名次排在了国民党兵之下，有人把国民党兵痞叫作“丘八”，知识分子则被称为“丘九”。此外就是那个特殊年代了，知识分子被排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贬称为“臭老九”，后来还是毛老人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借用了京剧《智取威虎山》中的一句台词郑重提出“老九不能走”，才为“臭老九”正了名。可是，名虽然正了，但是因为特殊时期离开的并不久远，知识分子心有余悸也是很正常的。
会议一开始，召集人设备科科长毛玉麒就中规中矩的说：“按照大会要求，我们议论的重点有两项，一是找亏损的原因，二是提出整改的措施，在座的都是技术部门的代表，希望大家围绕设备、技术、质量三方面的管理，谈谈自己的看法。”
毛玉麒的开场白一说完，众人的眼光很自然地都盯向了技术科科长何天祥，因为在座的就数他的年纪大，已经到了快退休的年龄。这似乎也是这些技术人员约定俗成的习惯，只要是开会，总是由年龄大或职位高的人先说。何天祥也习惯了这种现象，不紧不慢地开口说：“要说我们厂亏损的原因，应该和工艺技术本身没有太大的关系，我们的工艺技术，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应该说是很成熟；我想要说的是，这些成熟的工艺技术在实施的过程中，有时出现了偏差，影响了产品的质量，主要原因我认为是操作人员不能完全按照工艺要求和技术标准做事，导致了这种情况的发生；整改的措施有三条：一是加强职工培训，提高他们按工艺技术规范做事的责任心，二是车间领导要督促检查，及时纠正违规操作现象，三是加大奖罚力度，惩前毖后，才能避免这种现象。我就说这些，说的不对的，请大家批评。”
何天祥所说的“操作人员不能完全按照工艺要求和技术标准做事”，客观上讲，确实存在这种现象，可是作为工厂的技术部门，不从自己身上去找原因，而是完全把责任推给操作工人，严格地讲，同样是一种不负责任地做法；再往深点去说，这也反映了这些老企业的技术人员，有相当一部分已经不仅仅是技术老化，思想上也是墨守陈规，不思进取，他们没有意识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方面的变化，首先就是从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开始的，他们仍然抱着几十年一贯制的传统工艺技术不放，视为葵花宝典，这种抱残守阙的不作为，客观上阻碍了工业技术的发展。
何天祥的发言，无形中给在座的人定了一个调调，质检科科长陈玉琴接着说道：“我们产品的质量，现在也不如以前了，原因和何科长说的大同小异，也是因为一些质检人员不能坚持质量标准；不过与何科长说的不同的是，现在质检人员坚持按标准办事难度很大，卡住质量关会影响车间的产品等级和产量，车间领导和工人意见很大；质检员绝大部分是女同志，经常会被工人骂的哭鼻子，我们把状告到厂领导那里，往往也是没有下文，所以质检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成了正常的现象。要整改这种现象，就得像何科长上面说的，加强对工人的培训，让他们树立质量第一的观念，光靠我们质检科是把不住质量关的。”陈玉琴是个四十多岁的女同志，说起工作，如同和街坊邻居吵架一样，先把责任推给对方。
“我们厂的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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